民国趋新学者区分国学与国故学的努力论文.docVIP

　　民国趋新学者区分国学与国故学的努力论文 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当一度风靡的整理国故开始走向衰歇之时，国学本身的学科定位或学术认同也产生了问题。有的学者试图用国故学来取代国学，有人根本主张国学不是学。实际上，从19世纪末的甲午战争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对于久处外患压迫下的中国士人来说，20世纪20年代可能是中外国家实体竞争最为淡化的时段。此时与清季的最大区别是学术与国家的疏离: 对强调国无学则不立的清季士人来说，国学既不能无用..毕业，也不能不是国粹；但对提倡科学无国界的新文化人来说，学术与国家可以无关，至少关系不密切。1 正是在这样一种立场之上，国学本身成为可以比以前远更轻松地进行讨论的题目。 拘束的减少往往伴生着随意性的增加，朱熹曾说:屈原之赋，不甚怨君，却被后人讲坏。章学诚以为，此语最为知古人心。2 与清季相类，民初反对与支持国学者多少都有从自己成心出发而将其讲好或讲坏的倾向，后者尤甚；不同的是，清季人如此更多是无意中受到成心的影响，未必出自立言者有意识的动机；民初人则更明显地是在意识层面为了某种目的将国学讲坏。胡适等人对整理国故态度的转变即是一例，但其转变态度的主要原因又是认为国学妨碍了中国这一国家实体的发展，即郑振铎担心的会有阻碍于中国民族的进步与发展、特别是阻碍中国国力及文化的发展，无意中仍回到国家立场之上。3 结果，在较少受到外患直接压迫的情形之下，一度疏离的学术与国家再次凸显出其紧密的关联，4 体现了民初对清季的思想继承。或者说，在意识层面力图区分学术与国家的民初趋新学者在下意识层面仍相当注重学术与国家的关联，两者间显然存在着某种心态紧张。在这样的语境之中，从新文化运动后期开始，不少趋新学人对于国学和国故学的定义和学科认同产生疑义，有的学者更试图将两者区分开来，本文即简单探讨这一现象。 晚清中西学战的结果是中学已被认为无用，在一定程度上或可以说，国粹、国学、国故等词汇的大量引入思想言说之中，恐怕就因为中学已经失去吸引力和竞争力，尤其国学明显是中学的近义词。当章太炎鼓吹以国粹激动种姓时，他(以及主张以历史激发爱国心的梁启超等)有意无意间不过是换一个标签而试图将在时人思想言说中已经边缘化的中学拉回到中心来；但正由于国粹与中学的接近，这一努力的成就有限，或可说基本是不成功的。认为中国没有国粹、只有国渣的观念在清季已出现，到民初更越来越得到强调。 对已经边缘化并被证明无用的中学来说，即使是一个中立的态度也已相当亲切。其实多数中国读书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一直动荡于胸中，国粹当初确曾较有吸引力，在20世纪最初几年一度风靡；惟不久即被其主要的倡导者弃用。这部分也因为他们本不认为中国传统一切皆粹，而提倡将传统区分对待，曾重建出别于君学的国学。且其在试图区别于日本国粹主义之时已隐约觉察到国粹这一新名词有些问题，也在探索可否以其他更恰当的方式来表述国粹。 5 章太炎在1906年曾提倡以国粹激动种性，在其1908年的《规新世纪》一文中已将国粹、国学和国故三词并用，那时基本是作为互换的同义词而避免文字的重复；但一年多后他将其重要著作命名为《国故论衡》时，则意味着在意识层面对国粹的正式弃用，且多少隐含着反戈一击之意:国故当然比国粹更中性，而论衡则义本王充，明显有商榷批评之意。6 换言之，即使这中性的国故也是可以且应该商榷批评的。 不过，对国故这一略偏消极的隐含之义也不能太过强调，就在出版《国故论衡》的1910年，太炎又与其弟子钱玄同等发行了面向大众的《教育今语杂志》，其宗旨便明确首列保存国故。7 以保存国故取代稍早流行的保存国粹，似提示着对国故之中性意义的强调虽已到意识层面，然基本仍在较随意地替换使用，尚未严格地界定和推敲；盖保存国粹要粹者乃保存，而保存国故则可以是未必粹者也要保存，实隐喻着凡国之故皆当保存，倒更像张之洞提倡的存古取向，对即使不尽适用者，亦必存而传之，断不肯听其澌灭。8 傅斯年在1928年即明言，国故本来即是国粹，不过说来客气一点儿；而所谓国学院也恐怕是一个改良的存古学堂。9 他到1940年更总结说:国学一词，本与国医同其不通。清季有所谓存古学堂，本是呫哔咿唔之化身，不待论矣。以后章太炎谈国故，似胜于前矣。然国故一词，本为习用，即国朝之掌故也。乃太炎尽改其旧义，大无谓也。清末民初，人以国学二字为不妥，遂用国故；自国学专修馆之势力膨胀，此名词指国学更通行，然此馆者，私塾之放大也。 10 无论如何，相对比较中性的国故在民初得到采用，部分即因为国粹不能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可。傅斯年自己在1919年的态度便稍缓和，他那时以为国粹不成一个名词(请问国而且粹的有几?)，实在不如国故妥协。至于保存国粹，尤其可笑。凡是一件事物，讲到了保存两字，就把往博物院去的命运和盘托出了。我们若真要做古人的肖子，也当创造国粹(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