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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中国目前商法立法模式争论的评析 1 、关于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两种理论的评析 以上各种观点中，最具代表性、根本性的观点是，其间的争论由来已久。两种理论的一些观点都已比较成熟 中国应采中国采民商合一立法模式的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主张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的商法学者认为， （ 1 ）商法与民法在基本价值追求上具有重合性 , 在调整手段和方法上也有明显的相同之处。说明了民法与商法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 , 但不能因为存在着这种共同性而否认其各自的独立性。 (2) 经过科学规划以后的民法体系与商法体系之间并不会导致立法的重复 , 在各自立法以后也不会导致法律适用上的困难。否则所有的私法规范均应包含于同一部民法典之中 , 而这显然是不可能也不必要的。调整对象上具有不可分性 , 都调整市场主体及其活动 , 商人阶层已不存在 , 商行为与一般民事行为之间也没有明显的界限。 (3) 法律性质属性上具有相同性 , 均属于私法范畴 , 均为权利法。 (4) 民商分立有其自身缺陷 , 民商分别立法会导致立法重复之处甚多及法律适用上出现困难。 (5) 从身份到契约的法律进步趋势的影响。 (6) 民商分立的立法条件并不具备 , 因为民商分立必须以民法的高度发达为条件 , 是在民法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现有的民法规范无力调整纷繁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时才产生对商法的渴求 , 而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是民法本身尚有待完善。 (7) 现有立法体制的束缚 , 在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尚未完全理清的情况下 , 谈民商分立只会延缓我国民事立法的正常进程。 (1) 现代社会虽然已经不存在中世纪那样的商人阶层 , 但是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 , 企业已经取代传统商人的地位 , 成为商法的主体。 (2) 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 , 有必要以商法作为企业的基本法 , 加强对企业组织及企业行为的法律规范。 (3) 商事具有一些不同于民事的特点 , 即使实行民商合一体制 , 民法典也包容不了全部商事规范 , 还要在民法典之外再制定单行的商事法规。与其如此 , 不如继续坚持民商分立体制。 为了更好地研讨这个问题，需要对上述各观点作简短的逐条评判 : 第 (1) 个理由实际上只是 第 (2) 个理由片面地理解了商主体和商行为的内涵与外延。商人阶层固然已不存在 , 但企业这种不同于一般民事主体的商主体则仍然存在 , 商行为因必须有一方是商主体或通过商主体始能发生及其本身的营利特性能够与一般民事行为明确区别开来。所谓商法调整的对象主要是商事财产关系，而不包括人身关系。商法调整的对象可以具体概括为：一切与商事财产活动有关的行为，包括商事公司、商事个体、商事合伙等商事主体所从事的证券交易行为、票据行为、信托行为、海商行为、居间行为、行纪行为、担保行为、拍卖行为、招投标行为、仓储行为、存贷款行为、运输行为、投保行为等等。这些调整对象，也基本上构成了现代商法体系及其所包含的主要内容。而民事主体相对于商主体而言则要简单得多。 第 (3) 个理由则仅仅说明了两者之间本来就存在的共性。不能以此作为中国采民商合一立法模式的理由根据。 第 (4) 个理由经过科学规划以后的民法体系与商法体系之间并不会导致立法的重复 , 在各自立法以后也不会导致法律适用上的困难。否则所有的私法规范均应包含于同一部民法典之中 , 而这显然是不可能也不必要的。实际上恰恰相反 , 民商分立反而有利于法律的适用 , 毕竟商法典会为具有特殊性的商法规范提供一般原则与理念并使相关制度更加完善。以德国为例，《德国民法典》与《德国商法典》在规范商事活动中，就起到了互为补充，互为适用的作用，这不仅有利于对商事活动的规范，同时对于提高人们的商法意识和法律意识也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它也说明，一国内的民法典与商法典在适用中并不会必然产生矛盾，两者的相互作用，只能促进国内经济和法制的发展，不会产生任何不利影响。德国的情况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第 (5) 个理由所说的所谓“从身份到契约” , 实际上只是近代民商法相对于中世纪民商法的发展轨迹而言。现代民商法则在具体人格等现代民商法理念的指引下 , 可谓恰恰走的是“从契约到身份”的道路。可见，这个趋势不会影响到民商的分立或合一的立法模式的选择，甚至会促进民商立法模式的完善。 第 (6) 个理由纯粹是对商法发展史的错误认识 , 实际上中世纪商人法兴起之时民法 ( 罗马法除外 ) 还远未形成。欧洲早期民族国家的立法中 , 商法乃先于或同步于民法而制定。法国、德国等国的民法典与商法典也都是相隔不远制定。在殖民地国家或地区引进其宗主国法律体系时更是不存在这种时间顺序。因此 , 在中国已经着手进行民法典的立法工作的情况下 , 更是应当从整个法律体系的完善出发考虑完善商法体系的制定问题。而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