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重商主义.docxVIP

第六讲 货币重商主义与东亚经济增长——意大利圣安娜高等研究院政治经济学教授Stefan Collignon演讲录11月13日至19日，应胡必亮教授的邀请，著名经济学家Stefan Collignon教授为我院师生做了题为“德国社会市场经济（German Social Market Economy）”的系列讲座。11月15日，Stefan Collignon教授做客京师发展课堂发了表题为“货币重商主义与东亚经济增长”的演讲。以下为演讲实录：主持人：胡必亮教授各位老师、同学，大家下午好。首先非常感谢各位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讲座活动。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Stefan Collignon教授来给我们做主题为“货币重商主义与东亚经济增长”的讲演。Stefan教授学识渊博、幽默风趣，相信他给我们带来的一定是一场非常丰富、精彩、营养的学术盛宴。大家欢迎！演讲人: StefenCollignon 教授 汇率政策是如何支持经济增长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否认货币因素起到的积极作用，因为经济增长是由实际因素决定的，例如技术进步，生产率和资本积累（Barro,2011）。仅在某种程度上，名义汇率通过影响实际因素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但如果市场发生作用的效果好，这仅是暂时影响。当价格刚性和不一致的宏观经济政策导致估价过高时，扭曲的实际汇率就会产生阻碍增长的影响（(Razin and Collins, 1997)。然而，Rodrik（1986）认为不均衡的汇率有时也会对工业化产生积极的影响。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2007）,他提供了货币低估会刺激经济增长的证据。这可以用在贸易商品上低估的不成比例效应来解释，因此政府可以用实际汇率作为政策性变量。用来影响实际汇率的工具之一是货币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货币干预和资本账户管理。从这一观点看来，名义汇率政策对于经济增长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然而，实际汇率可以解释为商品的相对价格，那名义汇率就是一种资产价格。这种价格是由市场预期形成的，并且受市场波动的影响。过大的波动会造成增长的不确定。因此，利于增长的汇率政策必须在关注名义汇率水平的同时，也要关注它的变动情况。根据正统观点，浮动汇率可以帮助市场快速调节至均衡水平。固定汇率有不可持续的风险，甚至会加剧经济危机。1997/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被认为是误导性汇率政策的例子。因此，危机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实行允许一定程度可浮动的汇率管理制度(Mussa et alt., 2000)。然而，随着危机的解除，大多东亚国家已经回到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McKinnon 和Schnabl, 2004;看图 3)。这一事实引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这么多的国家选择违背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政策？第二，固定汇率的结果是什么？在这次讨论中，我将把重点放在固定汇率制度的政策含义上。我将首先论述一个稳定，具有竞争性的汇率制度——我定义为货币重商主义——将会给实体经济带来快速的增长，但是它也会阻碍好的银行系统的建立。我接下来会分析东亚追求的制度，我关注东亚是因为它作为世界新的增长点已经出现了。一、盯住汇率制度的经济合理性无论从规模还是从经济增长角度来看，亚洲都是世界经济的主要集团。日本、中国、东盟和印度超过了世界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亚洲、美国、欧盟占了世界GDP的四分之三。伴着5.08%的平均增长率，亚洲在2006年世界经济增量的一半以上，美国只贡献了17%，欧洲仅仅贡献了8.1%。图1 主要国家和地区占世界GDP的比重（2005） 亚洲不仅仅是一个巨大且增长迅速的经济区，它也是世界上具有许多政策协调机制的集成度最高的地区之一。东亚一体化过程中主要有三个区域框架：东盟、东盟10+3（即东盟加上日本、中国和韩国）和东亚峰会（EAS）。印度优先考虑南亚一体化，主要是通过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由于印度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重要性，在此研究中我将印度加到了东盟（ASEAN+4）.亚洲经济一体化数十年间将重点放在通过自由贸易协定和去除障碍来引导对外直接投资跨境流动上。自从1997/8金融危机以后，货币一体化的新形式已经出现。清迈倡议（CMI）于2000年发起，由交易协定组成。这些协定旨在提供短期流动支持来帮助东盟10+3（ASEAN+3）国家来应对国际收支问题。2001年，东盟10+3财长同意通过双边交换信息的跨境流动监测机制来监测短期资本流动。东盟10+3经济评估和政策对话（ERPD）创建于2002年，以对该地区的经济形势和政策问题交换信息。2002年亚洲债券市场倡议（ABMI）旨在发展东亚地区的债券市场。作为这种持续的一体化进程的结果，现在亚洲间贸易流量超过了美国和欧洲等传统市场的重要性。东盟出口一半以上在东盟+4国家，近70%的进口来自于东盟+4国家（看表1）。亚洲对于美国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