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重商主义——汉朝的桑弘羊改革以及明代后期中国与荷兰的贸易摩擦.docVIP

中 国 的 重 商 主 义 ——汉朝的桑弘羊改革以及明代后期中国与荷兰的贸易摩擦 重商主义思想作为一种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诞生于公元15世纪到17世纪的欧洲。当时的欧洲正处于封建君主制时期，资本的原始积累刚刚起步，商人在利益的驱使下迫切地需要消除更多的限制来扩大贸易，并试图获取统治阶级更多的支持，因此重商主义的理论就应运而生。这种理论既论述了对外贸易的必要性，又提出了要使国家在贸易中保持出超地位，以此来获取更多的财富（即金银货币），因此，该理论对于封建贵族们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他们为了获取财物而支持商人对外贸易，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去抢夺，由此而开始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加速发展。 处在同一时期的中国正是朱棣靖难之后，满清铁蹄入关之前，存在了二百七十六年的大明王朝。虽然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耕国家，自秦商鞅变法后，历代王朝统治者也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但人们对于财富的追求却从未停止，那么中国历史上是否有重商主义的幽灵在“农本商末”的夜空中飘过呢？ 春秋战国时期的重商思想 财富的占有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的实力主要由各自控制的财富多少来决定，当时各国都有自己的工商业，且基本上由贵族控制，由百官掌管。虽然手工业者的产品大部分供贵族享用，但这也使得当时的社会形成了积累财富的思想，故《礼记·王制》云：“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凡执技以上市者：不贰市，不移官。”也就是说，从事手工业为贵族服务的人，不能为了其自身而兼有副业，也不能在中途转换职业，这便于贵族控制财富。当然，除了满足贵族需要的手工业，还有民间的家庭手工业，说明当时人们认为财富的数量与社会地位高低是成正比的，但无论官府手工业还是民间手工业都是为了积累财富而诞生的，只不过的主体不同罢了。 欧洲重商主义者将财富分为货币财富、自然财富和人为财富三种，在春秋战国时期也出现了类似的货币财富和自然财富，只不过在不同阶层中有不同的体现。“问君之富，数地以对，山泽之所出。问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问士之富，以车数对，问庶人之富，数畜以对”在这里，人们已经把土地、山川、衣服、牛羊等看做了自己的财富，并且将土地山川中产出的各种物产也看做自己的，同时封建领主也将自己的地位和特权立为财产之一，这也是中国当时财富观念的一种特点。 加强农业生产与贸易往来是创造财富的先决条件 农业自不必说，在古代被认为是社会富有的基础，西周时被列为最重要的事情，诸侯们最关心的也是自己的农产品收成，《周记》“以九职任万民”其中“三农”为九职之首。但同时，周朝对于商业也很看重。。周文王时遇到大旱，这时人们就懂得用商业政策来解决困难。在他的《告四方游旅》中说：“四方游旅??津济道宿，所至如归。币租轻，乃作母，以行其子。易资贵贱，以均游旅，使无滞。无粥熟，无室市，权内外以立均。”大意是说，告诉你们四方游商，这里在交通上给与各种便利，如认为这里的货币轻，可以另发重币，轻重并行你们不吃亏；货物随到随卖，不耽延，早晚均可进行贸易。当时为求市邑繁荣，并令县鄙商旅迁居城市，规定“能来三室者与之一室之禄”，来三室与一室之禄，意味迁来三家时一家的供养由政府负担。可见，周朝初期对商业的鼓励。 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下，战国时代的周人很重视商业经营。《周礼》将“六日商贾，阜通货贿”与三农之生九谷，百工之制造八材并列，另外，还设置一系列管理商贾的官吏，如质人主管各种货物的供求；廛人监督商业纳税事务；晋师取缔商人之作伪；贾师主管物价评议等等。其它有关西周的文献中，常常都看出十分重视商业的倾向。《诗经·卫风·氓》曾这样说：“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反映了民间经营商业是被鼓励的行为。《吕氏春秋月令》：“是月也，易关市，耒商派，纳货贿，以便民事也。”在春秋战国的典籍中，我们也经常发现鼓励商贾的思想。 国家要干预经济，保证财富增长 公孙侨即子产（公元前574-522 年）是主张靠国家干预保证财富增长的重要人物。他的经济思想充分代表了春秋战国时期新兴商人和土地私有者的利益。郑国是西周末年才分封的诸侯（公元前806 年，即周宣王32 年）。当分封开辟土地时曾得到商人很大的帮助，因为与商人订有盟誓：“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丐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商人资本在郑国一向得到官府的保护，有很好的发展场所。春秋时代的几个有名的大商人，如稿师的弦高和谋救荀莹的商人均是郑国人。子产当政时更是大力保护商人资本。晋国的韩宣子使郑，要子产代为强购一支玉环，子产也不愿意损害商人的利益而拒绝。同时，新兴的土地私有者也是拥护他的政策的。 新兴土地私有者，包括地主与小土地私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