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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艺伦理思想浅论 　　摘 要： 中国古代的文艺作品体现出善美相即的文艺伦理。本文将文艺伦理区分为生活伦理与生命伦理。生命伦理是道家和佛教文艺作品超越性的基石所在。现代西方社会文艺伦理出现颓废的色彩，中国传统的文艺伦理观经过转换后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医治现代社会的心灵荒芜。 　　关键词： 中国文艺伦理思想 生活伦理 生命伦理 后现代主义 　　 　　中国古代的文艺作品都追求“尽善尽美”的神韵境界。好的文学艺术作品具有感人至深的力量，我们在创作和欣赏好的文学作品的时候，不自觉地在潜移默化中净化了心灵，得到了艺术和道德的满足。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历代志士贤能，罕有不精于诗词、音乐、文学、书画等一项或多方面才能的。近年来兴起了探讨艺术和道德关系的文艺伦理学。然而就有关资料来看，系统论述文艺伦理的，只有谢建明的《艺术伦理学论纲》和赵红梅、戴茂堂的《文艺伦理学论纲》，就是这两本论著，也多侧重于西方的文艺伦理思想，而没有对中国文艺伦理思想作出论述。 　　 　　一 　　 　　要确立一门学科，首先就要确定它的研究对象。迄今为止，文艺伦理学仍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顾名思义，文艺伦理学研究的是文学艺术与伦理道德的关系问题。在古希腊，伦理（Ethika）表示风尚、习俗的意思。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提出了“伦理学”的概念，主要是指研究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必须遵循的习俗和惯例的学问。而在古代中国，“伦理”的意思基本上是儒家所提倡的调整人们之间关系的准则。在我国伦理还包括道德与规范的意思。本文所探讨的文艺伦理观念不仅包括儒家，而且包括道家和佛教，后两者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影响更甚于儒家。由于文艺伦理学是以道德和艺术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因此它与美学、文艺哲学在很多领域是重合的，但是它又不等同于美学和文艺哲学。文艺伦理学的重点在于探索文学艺术背后的伦理精神，而美学则主要是研究审美领域，文艺哲学则是研究各种哲学对文艺的影响。我们希望通过对善和美在人心灵深层次耦合的研究，能树立一种人生艺术化的理念，对心灵荒芜、伦理观丧失的现代社会起到某种精神疗治的效果。 　　现代学科把真、善、美划分在三个互相独立的领域，并独立进行研究。这种方法本身就值得商榷。任何事物、知识和观念，都必须通过我们心灵的认识才具有意义。一切事物没有与我们的大脑认识进行综合，那就没有多大意义。文艺和伦理也都是我们心灵对于外在事物的一种感受而已。善和美是心灵深处的一种愉悦状态。古人常常把它们当作是一种素朴的浑沌状态。随着文明的不断发展，人们产生了各种价值判断，有了善恶、美丑的区分，就需要进行抽象分析。赵红梅、戴茂堂通过对西方美学史的考证认为道德与文艺的契合点是情感，［1］也有学者认为是感受，还有人认为是欲望，但是这些都不能说明中国文艺伦理的实质。中国文艺伦理更为强调的是“明心见性”，“文以载道”。“性”和“道”是什么？就是个人人格与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而感情和欲望中那些只满足人的低级欲望的快感，在儒、释、道三家那里都是坚决摒弃的。中国文艺创作讲究“澄怀味象、体道观物”，讲究的是个人的心性修养。徐复观说道家体现了纯艺术的精神，庄子的“虚、静、明”的心，实际上就是一个艺术心灵，艺术价值之根源，即在于虚、静、明的心。达到这种境界的方法就是“心斋”和“坐忘”，不仅要消解由生理带来的欲望，而且与物相接时还不能让心对物作知识的活动。［2］中国的文艺创作实际上是一种心性修养的学问，作品的层次就反映了作者内在精神修养的深度。 　　 　　二 　　 　　以往的学者在谈到文艺伦理的时候，都基本上局限于儒家的伦理美学，没有研究过道家和佛家的相关理论。对于佛道文艺作品中体现出来的超越境界，他们没有把其当作文艺伦理研究的对象，而仅仅限于哲学的范畴。张世英先生就指出：“审美意识的天人合一，其核心在于感情的真挚，真正的诗人都是最真挚的人，其活动不是出于应该，而是出于自然的真挚，故有许多诗哲不言道德而自然合乎道德。”［3］在这里，我觉得应该把这种境界称为生命伦理境界。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认为道德由两种成分构成：一种是作为义务的道德。社会是一个有机组织，为了维持和形成社会，乃是离不开种种规则的，而道德义务就是用来维持社会团结一致的一种手段，表现为一种非人格的、专断的压力。一种是抱负的道德，它不是出自社会所必须的压力而是来自自我，超越了只关心个人和团体的狭隘利益的现实道德而把自己投向全人类，甚至还拥抱动物、植物和自然界的道德。［4］联系到冯友兰的人生境界，也应把天地境界看成是更高层次的道德境界。审美状态下的天人合一应该是超越了一般世俗的道德境界而达到了生命本质的道德境界。为了区别二者，我们暂且用生活伦理与生命伦理来区分这两种文艺伦理。儒家所探讨的文艺伦理更为注重生活伦理方面，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佛、道两家则更强调体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