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创新及经济发展探析.doc

制度创新及经济发展探析 　　（山东省工商局市场监管研究中心 山东 济南 250014） 摘 要： 制度执行是否完全和有效往往比制度的设定更困难，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提供适当个人激励的有效的产权制度是促使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对制度和制度执行的过分强调似乎忽视了逃避在制度规范之外的那些经济活动的创新意义。也许诺斯的新制度经济学只说“对”了一半，它强调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但没有对制度给经济增长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给予充分的重视。制度创新需要调动经济最基层当事人的积极性，他们最了解自论家们始终忽视对“体制外”经济活动的研究，仅有的研究也不过把这些活动仅仅局限在所谓的“地下经济”或“黑色经济”而已，远远低估了“体制外”经济活动的范围和重要性。实际上，在发达的市场经济里，除了大企业和大银行之外，推动经济增长的更多的是中小企业和民间的金融活动，他们比大企业和大银行所主宰的经济更有活力和更有效率。之所以有如此优势，是因为他们不在“体制内”，因而不受规范制度的约束，从而更“真实” 制度上要创新就需要调动经济最基层当事人的积极性，因他们最了解自己也最了解周围的事物和环境。同时当他们发现了现有体制的“漏洞”或者所谓“不完善”地方的时候，应允许甚至鼓励他们充分捕捉由这种体制“漏洞”所提供的获利机会。无论是技术还是制度上的突破与创新往往就这样发生。这个过程是民间的而不是政府组织和计划出来的。所以针对现有的经济体制，不是要责怪它的“漏洞”和“缺陷”，也许最重要的是需要承认那些发生在“体制外”经济活动的“合法性” 事实上以一个经济学家的观点来看问题，经济活动的“合法”与“不合法”本身是虚无的，它的界限是“状态依从”，就是说在讨论“合法”还是“不合法”的时候，必须针对一个稳定和成熟的经济体制而言，在这个体制中所有的制度安排和规则（规范）都可以从这体制的基本逻辑中得到解释和寻找出它们合法性基础。而对这个结构高度变化正在发展中的经济来说，合法与不合法的界限本身是在变动着的，所要合乎的那个“法”，正是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市场制度建设的终极目标，它的形成正是经济当事人在自由的交易活动中通过不断的经济活动而交易出来，这正是“制度创新”的结果 改革初期的相当长时间内，当事人拿“回扣”一度是经济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那时也许拿回扣的行为被认定为“经济犯罪”或“腐败”行为，但至少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问题，有相当多的讨论。但是如认真研究“回扣”现象出现的原因，就可能对回扣的性质做出更合理的界定，起码这件事情出现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更需要加以分析研究，“回扣”的出现与非国有企业设法进入市场有关系。因旧的体制下只有国有企业生产的产品才能在国有采购销售系统或国有商店销售，而在当时的情况下非国有企业必须要打破这种制度的约束才能进入到更大的市场中去。对经济旧体制的变革往往也就是通过能抓住机遇的一些人的某种“寻租”活动开始的。这也就是所谓的“边际创新”，因为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人们认定活动的原有准则开始变得模糊不清，在这种情况下，转轨事实上给人们提供了诸多可打“擦边球”的机会。打赢了，体制就可能被突破，人们对新的做法就会有新的评判准则。甚至重新建立起“合法”和“不合法”之间的分界限 同样道理，看待中国的腐败现象也不能离开中国社会和经济所处的转型期这个特征。转型期最大特点就是“寻租”活动的增长。而“寻租”活动的增长是与制度变革过程中大量创新活动相联系、相伴随，尤其是发生在企业家身上的寻租活动往往更加如此。需要特别关注企业家的“腐败”现象。一些企业家“腐败”只是因为“寻租”还没有合法化和公开化。有些企业家的“腐败”不是意味着某些体制不健全，而是体制还太落后。由于制度的落后一个企业家往往并没有得到对企业家精神足够的回报，由于制度落后一个成功创新的企业家或创业家往往因为“第一个吃螃蟹”而大起大落。所以在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期，不是制度不健全而是制度的落后导致大量的不公开“寻租”活动和企业家“腐败”现象的出现。用实例可帮助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要一个更先进的制度还是要一个健全但落后的制度。这个例子对于我们来认识转型期企业家腐败现象也会是有益的 有一位小有名气的年轻企业家身兼两职，既是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同时又担任该国有企业与外国资本联合组建的“合资企业”的中方经理，两个企业生产几乎相同的产品。有一次，这位企业家遇到一件非常棘手的问题。他自己至今觉得这件事非常有意思。在他当厂长的国有企业里面，有一位产品的推销员出差回来，在报销时被发现作假多报了1700元。这件事“曝光”以后便被“端”到厂长那里等待处理。处理结果自然可以料想到。这位推销员即使不被开除，也肯定要严肃处理。第二天，这位厂长顺便在“合资企业”的高层会议上讲述了这件事。结果，这件事引起了讨论。在场的外方经理表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