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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 杨春梅 　 摘 ?要： 关键词： ??? 一、“走出疑古时代”的提出和影响 1992年，李学勤先生在北京语言学院组织的座谈会上发表了题为《走出疑古时代》的演讲，刊于当年《中国文化》第7期。文前所加的“编者按”说：此文“痛感疑古思潮在当今学术研究中产生的负面作用，于是以大量例证指出，考古发现可以证明相当多古籍记载不可轻易否定，我们应从疑古思潮笼罩的阴影下走出来，真正进入释古时代”[1]。“走出疑古时代”、“进入释古时代”的口号由此正式提出。 其中，李先生指出：“从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基本上是进步的，从思想来说是冲决网罗，有很大进步意义，是要肯定的。因为它把当时古史上的偶像一脚全都踢翻了。经书也没有权威性了，起了思想解放的作用，当然很好。可是它也有副作用，在今天不能不平心而论，它对古书搞了很多‘冤假错案’”[2][P9]；“我想说的是，咱们今天的学术界，有些地方还没有从‘疑古’的阶段脱离出来，不能摆脱一些旧的观点的束缚。在现在的条件下，我看走出‘疑古’的时代，不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了”；“我们要讲理论，也要讲方法。我们把文献研究和考古研究结合起来，这是‘疑古’时代所不能做到的。充分运用这样的方法，将能开拓出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新局面，对整个中国古代文明作出重新估价”[2]（P19）。 1994年，借《原道》杂志约稿之机，李先生又写了《谈“信古、疑古、释古”》一文，“作为那次发言的补充”，进一步申述自己“大胆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原因”。在简要追溯了“疑古”之风悠久的历史根源及流变过程之后，他评论说：“自宋以来，学者疑古，首在辨古书之伪，其成效昭著，为人所共见。但是他们的辨伪，每每议论纷纭，难于折衷，并且扩大化，以至如梁氏所说伪书极多，汉以前古书几乎无不可疑，所谓‘东周以前无史’的观点于是产生”；“疑古一派的辨伪，其根本缺点在于以古书论古书，不能跳出书本上学问的圈子。限制在这样的圈子里，无法进行古史的重建”。李先生极力推崇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认为是重建古史的不二法门。他说：“在史料审查上，我们主张要以‘二重证据法’来补充纠正疑古一派的不足之处。疑古的史料审查，由于限于纸上的材料，客观的标准不足，而‘二重证据法’以地下之新材料补正、证明纸上之材料，这本身便是对古书记载的深入审查。”他特别强调新出简帛书籍对“走出疑古”的意义：“最近这些年，学术界非常注意新出土的战国秦汉时期的简帛书籍。大量发现的这种真正的‘珍本秘籍’，使我们有可能对过去古书辨伪的成果进行客观的检验。事实证明，辨伪工作中造成的一些‘冤假错案’，有必要予以平反。”[2]（P345-348） 1995年，李先生将相关论文辑为一书，以“走出疑古时代”题名，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1997年，此书修订再版，流传颇广。伴随李先生频繁的学术和社会活动及其相关著述的广泛传播，“走出疑古时代”迅速成为一股强大的思想潮流席卷学术界，其影响之大令国内外学术界刮目称奇。特别是1996年正式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使李先生和他的主张几乎家喻户晓。 1996年5月16日，工程的发起者、时任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先生在工程座谈会上发表讲话，题目是《超越疑古，走出迷茫》。宋先生在讲话中对受“疑古”影响的中国史学界深表不满，认为他们对中国古代文明过于谨慎的态度及其观念“在各种场合总令人不适”。特别像黄帝这样的古代帝王，在古代有那样丰富而详细的记载，其“名谥世次、妻、子名姓俱全，史实清楚，可信可鉴”，可偏偏“有些历史学家的著述与此迥然不同”，或者将其列为“传说”，或者干脆忽略不述，“很煞风景”。他说“民间巷里”已经“怏史学界之迟疑，怨众贤之蹒跚，无奈自编三代纪年”了，史学界没有理由不出来承担责任，启动工程，“以飧社会之急需”。不过，他深知三代纪年问题的纷纭复杂，也知道其中许多问题不是短期内所能解决的。为了在既定时间完成既定目标，他主张“宜集中注意力于任务目标，不再引发大的辩论”，并且“坚持重大科学问题上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宋先生特别提到《走出疑古时代》这本书，这实际上是整个讲话、也是整个工程的基调[3]。而这个工程实际的负责人即是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先生。对工程“走出疑古”的特征，李先生也从不讳言。在不少地方，他都强调工程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改变疑古思潮影响下对中国古代文明估计得偏低、偏晚的倾向。也就是说，作为工程的领军人物，李先生很明确地把工程看作是“走出疑古”的一个实质性步骤。 借着“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一强势活动，“走出疑古”不仅把众多学术门类纳于麾下，并且对整个社会产生重大影响。人们对许多问题予以重新探讨，而其焦点则在于对“疑古”的反思。李先生自己始终没有否定“疑古”的“进步意义”，但这种所谓的“进步意义”，只局限于“反封建”、“解放思想”的思想史意义，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