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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重生三个中国人的甲午心灵图 甲午惨败的这一年，中国的热血之士都行动起来了，纷纷开出自己的救亡药方。学贯中西的严复首先从平静的书斋拍案而起，化笔为剑，用文章呐喊冲锋；康有为在北京振臂疾呼，发动轰轰烈烈的“公车上书”，提出拒约、迁都、变法三项救国之策；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成立兴中会，愤而向清廷公开挑战，誓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在家国罹难的艰危时刻，这三位中国人所经历的心路沧桑，无疑是中华民族劫后重生、凤凰涅槃的生动缩影。 严复：大彻大悟的“盗火者” 1879年（光绪五年），一位深孚众望的英国“海归”学成归国了，他便是“南北洋争先留用，得之惟恐或后”的严复。不久，严复应船政大臣吴赞诚之聘，回到自己的母校福州船政学堂担任教习。 文章眼界，已然天地一别；春风得意，必定来者可期。返国之初，严复充满了对美好前途的雄心壮志。谁曾想到，在英国处处感到亲切的严复，回到中国后才发现，这里反倒成了“气场”失调的陌生“异邦”。经过整整9年，他才当上北洋水师学堂“会办”一职，仅相当于副校长，只是一名“不预机要，奉职而已”的技术官僚。横亘在他仕途之上那道不可逾越的大山，便是“功名”二字。 按照清朝官场的规矩，必须是道台一级的官员才有资格担任水师学堂的最高长官。严复虽有满肚子的洋墨水，却没有一个出身“正途”的科举功名。这位全中国第一个呐喊废除科举的人，自己却在这座独木桥上折腾了半辈子，一路奔波着、抗争着无常的命运。 他接连参加了四次乡试，以博取一个举人的头衔。然而却次次碰壁；饱经欧风美雨的洗礼，却要向鄙弃已久的八股制艺讨出路——此时严复的心中，有着多少不为人知的苦恼和屈辱。 官场的僵化黑暗，世味的凉薄无情，终于在最绝望的岁月里击破了严复的理想之梦。就在谋职北洋那段黯淡时光，他染上了鸦片烟瘾。这位毕生致力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思想者，自己居然深陷烟毒无法自拔。 此时，如果不爆发那场山崩地裂的巨灾国难，也许这位四次落第的老童生，还会第五次、第六次在科场匍匐前行。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成为彻底改变严复命运的转折点。这场举国震惊的奇耻大辱，使严复受到的刺激远非常人可比。 作为海军的奠基者之一，严复比任何人更觉无地自容，更感一种深彻骨髓之痛。他的痛苦在于早年留学西洋的岁月里，即已清醒预见到大清落伍的深层危机，却空怀壮志，无能为力。 那一年留学英国的严复曾到一家英国法庭旁听了法官审案过程，内心受到极大震撼。归来后，他“数日如有所失”，心情极度痛苦，认为西欧诸国之所以日益富强，全在于法律严明，公理日伸。而反观大清，法律不过是侍奉权力的小妾，“破家县令”、“灭门知府”举目皆是，天朝窒息民智的黑暗法度，与尊重民权的法治公理简直南辕北辙，而早已麻木的同胞却浸淫日久，浑然不觉。当严复把这种戚戚之感如实告诉驻英公使郭嵩焘，郭大人深以为然，非常欣赏这位目光如炬的年轻人。 然而甲午之败终使大清陷入万劫不复。新年春节刚过，严复就发表了第一篇重磅文章《论世变之亟》。这篇纲领性的文章是严复“维新”思想的导论，也是他为千年危机拉响的第一声尖利警报。他清醒地看到，面对一场灭顶之灾的家国巨难，皇城根下的士大夫们还在坐井观天，隔靴搔痒，懵然于时务，“绝不知病根所在，徒自头痛说头，脚痛说脚”。忍无可忍的严复一上阵来，就如大海潮音，作狂狮怒吼：这一次中国的危机不再是偶然之中的一时之虞，而是千古未有的深层文化危机：“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根本原因在于“今之夷狄，非犹古之夷狄也”！ 他毫不留情地一把扯下守旧者的遮羞布，痛批他们自欺欺人地将中国和外部世界隔绝开来，使中国社会的生机窒息殆尽。他痛心疾首于甲午惨败，正由这些冠冕堂皇的“不学无术”之徒“私心未净”，士大夫们学问之非、心术之坏所造成。 在稍后发表的《救亡决论》中，严复驳斥了国人对西方只“善会计”“擅机巧”的肤浅认识，指出西洋强盛的“命脉”，乃是“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科学），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民主）”。就这两句画龙点睛之语，使他成为中国第一个说透了“夷之长技”的人，找到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正途。 只有严复，只能是严复，才能站在中西交汇的巅峰，登高远眺，极目苍茫。他认为造成中西社会差距的根本原因就两个字：“自由”。中国的“历古圣贤”都畏惧自由，而西洋各国则持“唯天生民，各具赋异，得自由者乃为全受。” 为了达到唤醒国人，救亡图存的目的，他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定下的首条翻译标准“信”，对西方著作学者的思想进行重新“组装”和“嫁接”。最典型的就是翻译《天演论》时，他把达尔文的进化思想、赫胥黎的进化论伦理学、斯宾塞的进化社会学进行综合改造利用，活生生地“做”出而非“译”出了一部崭新的《天演论》，成为近代中国的志士仁人推动变革的思想利器。 甲午惊雷过后，国人也陡然从四千年的迷梦中惊醒。士林风气焕然一新，读书人“因而感奋，发奋进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