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历史必然性.docVIP

建国初期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历史必然性 如何看待建国初期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一直以来众说纷纭。今天我们把这一运动放在新中国成立的大历史背景下来认识和分析，就能看到其价值和历史的必然性。 一、思想改造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的情况是极其复杂的，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一方面，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已经成为主要任务；另一方面，还有繁重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革命尚待进行。整个社会处于全面转型时期，意识形态领域呈现思想多元化，价值观念混乱，“新”“旧”两种文化面貌之间的边界并不十分明晰。 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主要由三部分组成： 一是来自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以及军队中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了革命，通常称他们为革命知识分子。这部分人人数相对较少，新中国成立后都成为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人。 二是解放战争中接收的国民党留下来的大量宣传、教育机构，各类学校、厂矿企业和各种文化艺术团体中的知识分子，其中包括教育工作者、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医生等等。他们是建国初期知识分子队伍的主要组成部分，知识分子问题主要是就他们而言的。 三是当时大学还没有毕业的青年学生。 后两部分人中也有一定数量的人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分子，或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参加过1946年的抗暴斗争和反饥饿、反内战、反独裁运动的知识分子。 但建国初期知识分子队伍的主要成分，是从国统区过来的旧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有留学欧美的教育背景，并长期生活和工作在旧社会，不可避免地带着一些与新社会、新政权格格不入的旧习惯和旧思想；有美国情结的大学教授们，虽然极度不满于腐败的国民党政府以及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但仍对美国的民主充满着幻想，希望借助美国的帮助来实现中国的民主；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性质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表示怀疑，对共和国、共产党、人民政府存在偏见和疑虑，甚至于想在国共两党之外能产生一种新的力量以稳定中国的政局。这种“新的力量”，当然指的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解放战争时期，这些人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就较为活跃，形成了一股很有影响的政治势力。当时，美国对这些人抱有极大的期望。在美国政府组织人员编写的《美国与中国关系——着重于1944—1949年时期》的白皮书，和艾奇逊为此致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中，就“公开宣称要招收中国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分子，组织美国的第五纵队，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76、77页） 尽管毛泽东写了五评白皮书，反复告诫这些知识分子切勿对美国寄予幻想，尽管以民盟为代表的各民主党派及所属的知识分子都表态批驳了美国白皮书，但是不容置疑的，毛泽东对美国以及它所寄予希望的在中国的这“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的动向是保持警觉的。这些也成为日后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现实依据。 应该说，1950年下半年开始在知识分子中间提倡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方针，与当时准备在新解放区全面开展土地改革的形势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的旧知识分子，大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与封建地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土改中，他们要想与自己的家庭划清界限，就不能不来一个思想上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毛泽东曾把战争和土改看成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号召大家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过好土改这一关。 二、思想改造具备客观条件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知识分子进行的思想改造运动，不仅是必须的，也是完全可以实行并取得了效果的。也就是说，这个“历史的必然要求”在实际上不是“不可能实现的”，因而在总体上说，不会构成“悲剧性冲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政策继承和拓展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政策，对广大知识分子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 1、对著名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委以重任 仅从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0月21日政务院宣告成立，这开国短短21天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分别任命的各机构的领导人选里，就不难看出知识分子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其中如黄炎培、郭沫若担任政务院副总理；沈钧儒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奚若、彭泽民担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马寅初担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章伯钧担任交通部部长；李书城担任农业部部长；梁希担任农垦部部长；沈雁冰担任文化部部长；马叙伦担任教育部部长；史良担任司法部部长；胡愈之担任出版总署署长，等等。据统计，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在政务院4个副总理中占了2人；在21个政务委员中，占了11人；在政务院下属30个机构的93名负责人中，占了42人。这些数字，还不包括共产党员中的许多知识分子在内。 2、对旧中国留下来的知识分子在生活上实行“包下来”的方针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失业问题，这是政权更替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