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陈明远：“谋道”和“谋食”.docVIP

读陈明远：“谋道”与“谋食” 丁辉 读 陈明远先生的《文化人的经济生活》，颇多感触！上中学的时候，老师出过《顺境与逆境》的作文题。对于类似这样的作文，甚至都不需要老师有意无意的暗示，几乎所有的同学在作文里都认为：逆境更有利于一个人的成长与成材；优裕的生活则会使人心生怠惰，不思进取，碌碌无为。现在想来，大家所以能够几乎无人例外地对这类作文的“立意”心领神会，是因为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只有这样写才能表明自己的“道德正确”和“政治正确”，一旦不这样写，比如说写成“顺境才有利于人的成长与成材”就有可能被老师认为思想有问题；不要说那个时候了，即使在今天，说某个学生“思想复杂”也不是什么好的评价。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我们也在老师的要求下写日记，于是在日记里，我不是今天捡到了一支钢笔，就是明天捡到了一块橡皮（最后当然都是拾金不昧，归还失主），不是今天扶老奶奶过马路，就是明天到敬老院给孤寡老人干活，其实，我们那里地处偏僻的乡村，直到今天也没有一条路堪称“马路”，我到哪里去扶老奶奶过马路？家家都穷得要死，整个小学阶段，我就没发现我的同学中有谁用过钢笔，我到哪里去捡？奇怪的是从来没有一个老师指出过我写的东西不真实，大概在我小学时的语文老师看来，重要的是“思想正确”和“道德正确”，至于真不真实，倒没什么要紧！！ 我也是很多年以后，才感觉到，如此对待“顺境与逆境”是很成问题的。固然可以举出很多身处逆境然意志益坚的成功者作为立论的依据，“逆境出人才”，似乎也更能从中国古代典籍中寻求到呼应，孟老夫子不早就讲过“生与忧患，死于安乐”吗？他甚至还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那位号称“宋代文坛领袖”的欧阳修不也说过“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这样的话吗？还有那句在民间更广为人知的“自古雄才多磨难，纨绔子弟少伟男”等等；然而即使有一万个这样的成功者，也无法抵消生活本身告诉我们的这样一个事实：更多的人其实是被逆境给毁掉了。更多的人被贫穷毒化了心灵，扭曲了灵魂，甚至吞噬了他们的生命；更多的人被苦难湮灭了智慧和才华，更多的人在生存的巨大压力下，心肠变得坚硬甚至无耻。 行有余裕、不必为柴米发愁的宽松的生活环境对于一个人的精神的升华，对于一个人的创造力的发展其实是更重要的。 陈寅恪先生抗战时期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说了这样一段话：：“弟之生性，非得安眠饱食，不能作文，非是既富且乐，不能作诗，平生偶有安眠饱食之时，故偶可为文，而一生从无既富且乐之日，故总做不好诗。” 虽是以调侃的口气说的，其实也是实情。自由独立的经济生活是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自坚强后盾与实际保障；鲁迅先生也在《娜拉走后怎样？》这篇著名的演讲中说：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么？也还是傀儡。无非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 中国读书人往往以“君子”自我标榜或自我期许，而君子是“谋道不谋食”的，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上大学时，有一次古代文学课上，老师正在上面大讲“君子谋道不谋食”，胡远君在下面突然插了一句：“谋道还不是为了谋食？”满座哑然。胡远君平时沉默寡言，激愤之间的一句话却戳破了中国士绅文化的某些假面。正是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忧道不忧贫”的传统文化的背景下，鲁迅对金钱的极度关心才显得那么鲜明而独特。为了争取经济权，鲁迅甚至不惜与先是学生、后是挚友的北新书局老板李晓峰翻脸，从而就版税问题对簿公堂；为了争取经济权，鲁迅曾一再向自己供职的教育部索取欠薪，并将内幕公诸于众。正是牢固的中产阶级的经济地位才使得鲁迅能够摆脱官的威势、商的羁绊，才使得鲁迅即使是走着“独战”的道路也没有被中国社会无边的黑暗所吞没。陈明远先生感叹说：“如果没有一些文化机构如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大学院等等以经济力量保障了鲁迅的职业选择，如果没有一些出版机构如新青年社、晨报社、北新书局、商务印书馆等等以经济力量保障了鲁迅的言论发表，如果不是鲁迅自我奋斗努力保持了中间阶层的自主经济地位，那么，也许他早就被黑暗势力无情地扼杀、吞噬了，那就根本谈不上还会有什么鲁迅精神。物质上的宽余和精神上的自由，应该是互为表里的两面，缺一不可。” 杜甫说：文章憎命达；陆游也说：诗穷而后工。然而鲁迅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