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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将琵琶女及白居易并重看待 　　有意无意地站在白居易的视角解读《琵琶行》，是《琵琶行》鉴赏史上的主流解读方法 在此视角之下，分析者均将白居易的身世遭遇和情感世界作为挖掘的重点，而将琵琶女作为陪衬，比如“满腔迁谪之意，借商妇以发之，有同病相怜之意焉。”[1]（乾隆语）借“叙述琵琶女身世，抒迁谪之恨”[2]（刘学锴语）。这种解读的不足之处在于，将琵琶女与作者互相激发、触动的双向行为，简单处理为琵琶女激发了白居易情感抒发的单向行为。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说：“既专为长安故倡女感今伤昔而作，又连绾己身迁谪失路之怀，直将混合作此诗之人与此诗所咏之人二者为一体，真可谓能所双亡，主宾俱化，专一而更专一，感慨复加感慨。”[3]陈先生非常精当地指出琵琶女与白居易应当并重看待。但在我们教学中，没有很好地落实这一点 因而，仅从白居易的视角分析《琵琶行》，是单向度的，是不全面的；只有增加从琵琶女的视角，才能全面、深入地理解《琵琶行》 从诗人的角度概括故事，其脉络再也熟悉不过了：诗人先是为琵琶声所吸引，再被琵琶女的生活遭遇所打动，再联想到自身的生活遭遇，再到重弹琵琶，诗人感情再度升华。而从琵琶女的视角审视这个故事，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思考：什么东西触动了琵琶女，使她面对陌生男子从犹豫转变为袒露心胸？这个问题不重视就不能深入琵琶女的世界 这个问题实际分为两个子问题：一是琵琶女为何犹豫，二是琵琶女为何袒露心胸 琵琶女邂逅白居易，听到邀请是“琵琶声停欲语迟”，见面后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态度是犹豫不决的。所谓犹豫，就是琵琶女既想与陌生人相见，又不想与他相见。希望相见的原因是琵琶女孤独寂寞，需要向人倾诉。琵琶女婚姻生活的孤独寂寞，与其丈夫是商人这一职业有关。一是常年在外奔波，“重利轻别离”，是商人的职业特点。不只是诗中的茶商如此，一般商人都是如此。墨子曰：“商人之四方，市贾信徒，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唐人李隐小说《潇湘录》的商人郑绍新婚不久即要出门经商，对其妻说：“我本商人也，泛江湖，涉道途，盖是常也。虽深承恋恋，然若久不出行，亦吾心之所不乐者。愿勿以此为嫌！当如期而至。”[4]这对经常享受众星拱月般生活的倡女而言，尤为难以忍受。二是与琵琶女和商人的婚姻关系特点有关。退役的倡女嫁给商人，家庭地位不是很高，婚姻关系也不见得牢固，在一夫多妻制之下，倡女可能是行经常行走江湖的茶商诸多姬妾中的一个而已，陈寅恪先生更是断言：“此茶商娶此长安故倡，特不过一寻常之外妇。其关系本可在可离可合之间，以今日通行语言之，直同居而已。”[5]如此，倡女不仅是孤独寂寞，而且也为自己的生活稳定性而忧虑。曾经纸醉金迷的琵琶女，面对如此的现实，落差特别大，需要倾诉是可以理解的 不想相见的原因，首先要考虑的是封建社会男女有别的人际交往准则是否约束了琵琶女。那么琵琶女是否因此而有所顾忌呢？有学者指出，带有鲜卑族血统且发家于陇西胡汉杂居地带的李唐皇族，因受鲜卑族自由的男女关系影响，妇女贞节观念淡薄，唐初直至唐宣宗时，一直“给予妇女社交、婚姻等社会生活方面的自由度”[6]。而《琵琶行》的故事发生在唐宪宗元和年间，远早于唐宣宗对妇女行为规范的约束。唐代妇女交往的自由，在诗文中有大量的反映。崔颢《长干曲》：“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这是女子主动询问陌生男子。并且琵琶女并非良家妇女出身，男女大防的禁忌更加淡薄。“此即唐代当时士大夫风习，极轻贱社会阶级低下之女子。视其去留离合，所关至小之证。是知乐天之于此故倡，茶商之于此外妇，皆当日社会舆论所视为无足重轻，不必顾忌也。”[7]宋人洪迈在《容斋三笔》中对此现象总结议论：“白乐天《琵琶行》，盖在浔阳江上为商人妇所作，而商乃买茶于浮梁，妇对客奏曲，乐天移船，夜登其舟与饮，了无所忌。岂非以其长安故倡女，不以为嫌耶？……瓜田李下之疑，唐人不讥也。”[8]由此可见，琵琶女内心顾忌不是社交伦理的问题 琵琶女真正担心的是倾诉对象所托非人。琵琶女虽然技艺高超，但是作为“倡女”，一则地位低下，如果邀请者是一般士绅，不但不会理解琵琶女的内心的苦楚，甚至嘲讽她咎由自取；二则年老色衰，自惭形秽，担心邀请者看到本人面目之后受到冷遇 那么琵琶女在演奏之后，为何顾虑全消，向白居易敞开心扉呢？ 首先，白居易精通音乐，能够欣赏琵琶女的演奏。关于白居易的音乐才能，诗中第二段中用了“转”“拨”“弹”“拢”“捻”“抹”“挑”“画”等八个动字描写了琵琶演奏的八种手法，再加上序言所说“听其音，铮铮然有京都声”，都能说明。翻开白居易诗集，我们还看到他写过大量有关乐器演奏的诗歌，比如《夜琴》《松下琴赠客》《船夜援琴》《听弹古渌水》《好听琴》《春听琵琶，兼简长孙司户》《小童薛阳陶吹?v篥歌》《和令狐仆射小饮听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