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字来看中日文化交流.docxVIP

从汉字来看中日文化交流班级：120208 姓名：尧翠兰 学号：120694048 系别：朝鲜语系在汉字传入之前，日本并无文字。古代日本人学习汉字是诚心诚意的，也学习得十分到家，所学的汉字读音，最早是江南的“吴音”，入唐后是长安一带的中原“汉音”，到后来还有宋元以后的官韵所定的“唐音”。由于先入为主，也受到中国文化“以古为正”的影响，三种音读中以吴音和汉音为主，后来的唐音只占少数。日本人学习汉字不但是和学习汉语同时进行的，而且和学习唐文化（包括名物、制度、思想等）同时进行的，这其中伴随着两国的文化交流。近二三十年间，日本的汉语学家也从古汉语典籍研究逐渐转向现代方言的口语的研究。桥本万太郎在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研究所就发起、组织并亲临实地进行了多种汉语方言的记录、整理和研究。参加过这项工作的还有中岛干起和辻伸久。桥本不但调查南方方言，也调查北方方言(如晋语)和民族语言（如临高话）。在丰富的材料基础上，他早在1978年就出版了《言语地理类型论》，提出了语言地理类型学的重要理论，认为南北方汉语方言的差别与南北的民族语言的影响有关，东亚大陆则有“农耕型”和“牧畜型”两种语言。研究汉语方言的中年学者则有岩田礼、太田斋、古屋昭弘、秋谷裕幸等，他们不但来华留学，而且频频下方言点作调查，并和中国学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近些年来他们还组织协作，绘制了大批汉语方言地图，有些工作做得比中国学者还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门大开，到日本留学、开会、讲学、工作、访问的中国学者逐渐增加，来华出席学术会议、留学、调查研究的日本学者也越来越多了。两国的许多学者结成朋友，合作研究，编印的成果每年递增。中日学者密切合作联手研究汉语汉字正在出现新局面。经过取长补短，共同切磋，许多领域的研究都有望获得新的突破和大的进展。中日文化交流已有千年历史。在漫长岁月里，不论是两国人民或是两国学者，总是友好相处、互教互学的时候多，密切往来、互惠互利的效果大。继承保持这种良性的交往和密切的交流是绝大多数人的愿望。如何使这种文化交流得到健康的发展，使两国的友好相处更加巩固，并为人民造福祉，为世界和平作贡献，这是很值得我们讨论的课题。为了把中日文化交流继续下去，还是要抓住传习和研究汉语汉字这个古老的题目做文章，探讨我们应该做的工作。这里讨论三项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第一，必须加强汉、日语的比较研究，改善对日汉语教学和对华日语教育，在具体的教材编写、教学组织上还要进行一系列的研究。第二，第二语言教学应该进行两种语言的比较，针对母语和目的语的异同安排教学。这一点已经为应用语言学的学者普遍认同。对汉语和日语来说，有三分之二的共同的常用字，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共同词汇，不了解这个同，利用这个同，自然会事倍功半；然而不注意区别其“异”，找出规律，防止以同就异，在教与学的过程中也会处处碰壁，在屡遭失败之后则常常丧失信心。第三，必须加强汉字、汉语与中日文化的关系的研究。汉语和汉字作为异文化的使者传入日本，其动因和起点是文化上的需要，其过程则充满着渗透、交融和矛盾、互动。这个历史过程是很值得研究和总结的。在世界历史上，两种民族文化的接触有融合和撞击，有吞并和反抗；两种民族语言的接触则或取代、或并行、或融合。汉语汉字及中日文化的交流是和平多于争战，接触多于抵制，调和多于矛盾，是一种独特的模式。这种模式也许可以用“和而不同”来表述。从文化上说，中日都有在东西方文化撞击中的选择、认同的问题，双方都有过困惑、矛盾的经历。西方文化在百余年间显然是逐渐占了优势了，但是东方文化也不是完全没有抗争的。在太平洋西岸流行的“新儒家”的理论对于人们理解东方式的企业文化，增强自己的信心就起了很好的作用；在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的重重矛盾中寻求出路上，事实早已证明，和则双赢，战则两败。把这个历史经验传给子孙后代是至关重要的。从语言文字上说，早期汉语汉字进入日本，后期日造汉语回归中国，与本国语文整合成水乳交融的状态，这本身就是语言接触史上一种极为少见的类型。研究这种交融不仅是汉语史、日语史的重要课题，也可以在普通语言学的理论中建立一种新的语言接触模式。这是从历史过程中总结经验，为普通语言学理论创建新篇章的研究。汉语汉字与中日民族文化的关系也很值得深入研究。有关的研究内容主要是语言本体的文化透视，可以包括词义的文化蕴含的研究，例如：为什么日语汉词会有与汉语同形却又具有截然不同的意义，其成词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有什么不同？例如：勉强－学习，迷惑－麻烦，心配－担心，切手—邮票，手纸—信，丈夫—结实，春雨—粉丝等。语音和语法结构特点的民族文化投影（例如字音的文白读，敬语的文化成因等），文学的发展与修辞方式对语言本体的影响（例如诗歌格律、平仄对构词法的影响），通语的形成和方言的分化与民族文化发展的关系（例如汉音、吴音的时代、地域及其与历史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