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养制度的反思.ppt

三、唐慧案件 （一）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随意扩大劳动教养范围，把一些明显不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人批送劳动教养。 2、程序违法严重 （1）调查取证不合法。 （2）不履行告知义务。 （3）超期羁押严重。 （二）劳动教养制度违背了我国法律 劳动教养的基本法律依据是国务院1957年的《决定》和1979年的《补充规定》,公安部1982年发布的《试行办法》和2002年制定的《办案规定》。其中《决定》和《补充规定》虽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但由于它们都是由国务院制定与颁布的,因而其本质上应属行政法规。2000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的《立法法》第8条第7项明确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 由此可见,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与剥夺只能由法律设定,行政法规是无权设置的。而公安部在2002年制定的《办案规定》中仍然把劳动教养定位于行政行罚,不按照行政处罚法进行修改,显而易见地违背了法律。 （三）劳动教养制度具有违宪性 （四）劳动教养制度违背了国际公约 （五）总结 * 劳动教养制度的反思 目录 一、劳动教养制度的概念 二、劳动教养制度的历程及演变 三、唐慧案件 四、劳教制度的废除及其反思 一、劳动教养制度的概念 劳动教养就是劳动、教育和培养，简称劳教。劳教是中国从位于欧洲东部的前苏联引进，形成世界上中国独有的制度。劳动教养并非依据法律条例，从法律形式上亦非刑法规定的刑罚，而是依据国务院劳动教养相关法规的一种行政处罚，公安机关毋须经法庭审讯定罪，即可对疑犯投入劳教场所实行最高期限为四年的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劳动、思想教育等措施。 唐慧，是“湖南永州少女被迫卖淫案”中受害者11岁的乐乐的母亲。2008年4月，此案由永州市人民检察院向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6月6日，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分别判决几个被告为组织和强迫卖淫罪、强奸罪，两名主犯被判处死刑，其余被告被判处无期徒刑。 判决结果出来后，唐慧和被告人双方都不满判决结果。被告认为量刑过重，唐慧则认为还有相关责任人没有受到追究，且无人作出赔偿，因此，双方都在上访。 2012年8月湖南省永州市公安局零陵分局以唐慧在法院办公楼滞留15天并要求法院判处7被告人死刑、在有关机关门口阻车堵门等行为“扰乱社会秩序”为由，对唐慧处以“劳动教养1年6个月”，随后唐慧被押送至湖南株洲的白马垅劳教所。 唐慧诉永州市劳教委一案于2013年4月12日开庭，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唐慧的诉讼请求。2013年7月15日唐慧案二审胜诉。 四、劳动教养制度的废除及反思 唐慧案件以及其他的如孙志刚等案件，在社会产生巨大舆论的同时也让我们对劳教制度本身存在的合理性产生了怀疑。虽然对劳动教养制度的存废在理论界一直争议不断，但在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决定做出后，才算是尘埃落定。 一项法律制度的合法性,首先要求其具有合宪性。而立法权限内容是否符合宪法的规定和精神是判断立法合法与否的一个基本标准。为适应新的形势,我国自成立以来制定的1954年、1975年、1978年、1982年宪法都明确规定:“任何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式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在劳动教养案件的审批中,仅凭公安机关一家以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名义就决定限制或剥夺公民长达1一3年的人身自由，在劳动教养执行过程中,仅凭司法行政部门主管的劳动教养管理所的一个决定(也以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名义)就可决定延长限制或剥夺被劳动教养人员一年的人身自由，这与宪法的规定是相悖的。很显然,从过去到现在,劳动教养的存在一直都是违宪的。 1998年10月5日,我国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约第9条规定：“个人有权享有人身自由和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和拘禁除非依法律所确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任何因逮捕或拘禁被剥夺自由的人,有资格向法庭提出诉讼,以便法庭能不拖延地裁定拘禁他是否合法以及如果拘禁不合法时命令予以释放。由此可知,剥夺人的自由必须有法律依据,必须经过法律正当程序,而且在法律适用面前人人平等。 而我国的劳动教养是没有法律的依据,在程序上也是一种公安机关无监督、无制约、无救济的行政审批程序。同时,按照公约第8条规定:“任何人不受强迫或强制劳役“强制特定人服劳役的前提条件是:该国刑法有苦役刑的规定,且经法院判处此刑;或者经法院命令被拘禁之人或拘禁假释期间从事苦役”。我国的劳动教养是不符合公约关于“任何强迫或强制性劳役必须经法院依法判决或命令”的要求，这就必然要求我国修改或废除劳动教养这种与人权法治相悖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