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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中西文化比较 　　摘要：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一次又一次试图打开中国的大门，随着他们的进入和利式传教术的铺展开来，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开始了碰撞与交流。传教士的“合儒”、“补儒”策略使一部分中国文人接受了基督教思想并皈依了基督教，但传统的中国人对这一外来宗教在很多方面还是有排拒色彩的。 　　关键词：基督教；儒学；排拒 　　中图分类号：K249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1）03-0093-01 　　 　　中国文化一直是独立发展的，与西方文化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接触，而在明清之际，伴随着西方传教士的东来，中西文化有了首次相遇。“耶稣会士是中国古代启蒙运动和欧洲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之间出色的媒介”①。据统计，当时有400多名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总计自1581年至1712年，来华耶稣会士共249人（另有127人在赴华途中去世），多明我会士48人，方济各会士56人，奥林丁会士17人，另有不入会教士30人”。{2}以传教为目的的西方人的到来，为中国文化注入近代化的色彩，同时将中国的文化传播到欧洲。 　　一、传教士的“本土适应” 　　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在思想文化方面给他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当然是根深蒂固的儒学。利玛窦曾说：“儒教是中国所固有的，并且是国内最古老的一种，中国人以儒治国，有着大量的文献，远比其他教派更为著名”。 　　二者都作为官方思想，当然有其相通之处。关于“爱人”，西方有这样的说法：“基督教精神最根本的标志是爱――一种无私地关怀他人的积极行动”。{3}基督教宣扬的“爱”不只是言语上的，更要是行动上的；不只要爱友善的人，还要爱自己的仇敌。这与儒家的“爱人”、以德报怨之类的说法是相似的。另外，它们都注重自我道德的修养，例如“摩西十诫中的后六诫就都是道德修养的内容。但从实质上讲，二者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特征是伦理中心主义，重人生，重现实，对神的世界冷淡，突出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规范，特别强调道德的约束和教化，人比天重要，人们有自己的等级位置，有自己的特定角色，遵循着各自的规矩。而基督教文化是以自己的系统神学为内核的，人的世界从神的世界分离出来，并依赖于神的世界，因为人类从始祖那里沿袭了原罪，只有靠笃信上帝，祈求耶稣来救赎。但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对简单。 　　明朝末年，儒学的正统地位已经不可避免的动摇了，许多文人都试图将各个学派的知识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虽然传教士不可能接受儒、释、道三种教义的融合，但他们看到了晚明文人的这种求同倾向，也注意到了儒家思想深厚的历史基础和在中国人心中的权威，所以采取了这样的传教总策略：既让天主教附会于儒学，又坚持与儒学的区别。 　　“在许多人眼中，传播任何一种宗教，尤其是向非基督教徒传播基督教是狂妄、专横与偏狭的，因为他们抹杀了其他世界观的诸多优点，并想当然的对其自身信仰中的缺点和局限视而不见”④。基督教并不是兼收并蓄的，它与世界上其他信仰和世界观竞争并试图取代它们，无奈的是来到中国的土地上，特殊的传统思想,让传教士不得不寻求一条中和的路径得到中国人的支持,以继续他们的传教活动。他们的先驱利玛窦在中国的传教过程中,就认为包括基督教在内的任何一种世界观，都是有一定的局限的，它们不可能涵盖了世界上所有的真理。 　　他认为并不是每一种世界观都是由上帝赋予人类以传授关于上帝的真理和上帝的统治的，但是中国的儒家学说却是上帝赋予的，这样就把儒学和基督教的起源联系在了一起。同时，他在《天主的真正意义》中职责佛、道：“老子所说的‘无’与佛陀所说的‘虚无’同有关上帝的教义并不相符，因此实际上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它们是不值得尊敬的”。利玛窦就是这样表面称道儒家，而利用他们攻击佛、道。这种移花接木的办法，在利玛窦的一次书信中被揭露了：“我热望其他人也会从这一角度来看我，因为我们如果不得不同三个教派作战的话，我们要做的事情会很多”⑤。但是他也不是完全的肯定儒家，认为宋明理学是被佛、道侵染了的“俗儒”，应将邪恶的佛、道成分清除掉，还儒学的本来面目。这里，传教士以儒学的捍卫者自居。 　　二、中国文人对基督教文化的接纳与排拒 　　传教士的这种“合儒”、“补儒”策略的确让当时的许多中国人皈依基督教，不论他们是不是真正理解了基督的信仰，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接纳了基督教。特别是中国文人，他们是中国传统社会最受尊敬最享特权的群体，深谙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试图通过科举进入中国巨大的政治社会网络，交友广泛。他们更容易接触并接纳基督教。 　　他们笃信西儒之学与儒家学说有契合之处，并可鼓吹儒学，在许多方面可以补儒学之不足。认为西方学说的传入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加深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因此，他们要求改变封闭的状态，提出“学在四夷”的口号，得出天下真理并不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