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统一中的文化因素.docVIP

秦统一中的文化因素 [注：本文原载于黑龙江省绥化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P67—P69] （许亚刚 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第二中学，陕西 汉中 724408） 摘 要；春秋战国,战乱纷争，诸子争鸣，在这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的背景下，秦国以其独特的文化魅力成为引领时代的健儿。秦国在独特的地理环境、经济基础上萌发出来的大一统的文化思潮及独具匠心的文化格局成为其统一中国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秦 统一 文化 中图分类号：K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438（2011）02—0067—03 “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秦的统一既是民心所向，又是秦王野心极度膨胀的结果。秦国地处西陲，君臣痛感“诸侯卑秦，丑莫大焉”[1]《史记·秦本记》p64但它凭借独有的文化底蕴奋起直追，在战国几百年中独占鳌头。此外，商鞅变法又为秦国的发展注入了新血液。这些因素最终促使秦王完成旷世之业。 一 战国时期大一统的文化背景 战国时期，各国之间兼并战争此起彼伏，国家生灵涂炭，人民疲于奔命，安定团结是广大士人梦寐以求的理想，也是各国统治者最大的政治抱负。而在这个时期活跃的学术思想，恰恰为秦的统一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就在这种背景之下，秦王慧眼识事，建立了万世不殆之业。 （一）.战国末期，礼崩乐坏，诸侯坐大，王室衰微，社会文化逐渐趋于军事化，使周王朝的礼乐制度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为整个社会的统一消除了历史的羁绊 战国末期井田荒芜、宗法消弭，诸侯国有了与周王室抗衡的实力。王室便逐渐丧失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2]《诗经·小雅·北山》p483的无上地位，威信扫地； “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成为社会的常态；“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诸侯国惯用的伎俩。同时各国的军事化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礼乐文化，宗法制度失去了它昔日的威信，诸侯们开始越藩篱而行“不义”。 “周之文化，以礼为渊海。”[3]p121周公制礼作乐，试图巩固周王朝的统治。但“周衰，礼废乐坏，大小相逾，管仲之家，兼备三归，”[1]《史记·礼书》p398礼已经失去了规范社会秩序的作用，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度渐渐失去昔日的威力。发展国力已经不是诸侯追求的终极目标，他们更感兴趣的则是霸主的荣耀和天子的地位。那些强大诸侯国的国君们皆以觊觎王位为目标，以统一天下为宗旨。周天子地位下降便成为此时政治衰败、文化衰落的符号，客观上这有助于国家的再度统一。 （二）战国末期，华夏民族及其精神的形成更大程度上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大融合，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彰显，统一成为历史发展的潮流 中华民族这种灿烂的华夏文化在战乱纷争的社会环境中显现出其强大的同化力和外拓力，促进了民族大融合和文化发展。“中国”之意空前广泛，齐、楚、秦、燕皆包含于版图之内，少数民族地区也受到中原文化和风细雨般的感染。中原地区在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下孕育了辉煌灿烂的华夏文化。周边各族都对中原文化无限神往，向中原靠拢，逐渐在全国形成了一个文化的统一体。而文化向心力为国家的统一做了铺垫。 （三）春秋战国是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各种学说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他们都怀抱拯救时弊的“一统”思想，对秦国的统一事业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唯有能解燃眉之急的法家才能被秦王所重视，成为其一统天下的思想武器 战国末期，各诸侯国都实行变法革新。孝公任用商鞅，以致“语数日不厌”，[1]《史记·商君列传》p930体现了秦人的觉醒精神。以商鞅为代表的“重利轻义”的法家思想与秦国民风民俗开 始逐渐融合。秦国地处西陲，受少数民族的影响较深，文化落后，缺乏对儒家伦理观念的认同，展现出来的仅是游牧民族的旷野与无知。当然，他们也极其需要一场革新运动来改变他们的精神面貌，商鞅变法即是对秦国广大下层百姓的思想及生活的进行改革的运动。 “商鞅变法在秦国能推行，得益于秦文化传统价值观所提供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 [7]而这种环境也很容易改变秦国的社会风尚，逐渐形成了集权统治为核心的政治文化；以重利尚武为核心的军事文化；以勤劳淳朴为核心的农耕文化，从而改变了以游猎为主体的流民文化；以法家思想为核心的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 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强调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大力倡导君权至上的理论，将皇权提高到无与伦比的地步。他的这种功利思想成为秦王极力推崇的学说，确保了最高统治者的地位和威严，难怪秦王在阅读《孤愤》、《五蠹》后发出“嗟呼，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1]《史记·老子韩非列传》p892的感慨。他的政治思想成为秦王加强集权统治依据，对秦国的统一产生了影响深远。 法家 “世异则时异”的思想为秦王开创伟业提供了指导原则。法家从社会发展、政治模式、法律原则等不同角度阐述自己的思想，借以加强皇权，实现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