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怡—父亲、叔淑和那个年代的人.doc

程怡：父亲、叔叔和那个时代的人 父亲、叔叔和那个时代的人（作者：程怡） 暑假呆在家里，翻看《沈从文全集》书信部分的21卷。这一卷的第一张沈从文的照片，是我叔叔程应铨照的，那是1965年。那时我还没见过叔叔，只知道叔叔在北京清华大学建筑系教书，有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儿子叫小老虎，还有一个比我小两岁的女儿叫小妹。家里有小老虎哥哥小时候的照片，是和奶奶在一起照的，比叔叔更象奶奶，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男孩儿。照片当然是叔叔照的。我后来见过叔叔的女儿，但从未见过这个哥哥。 这一卷中有反右以后沈公公给爸爸的第一封信。沈公公的信一开始就说：“一小时前，王逊[1]到我家中来，谈到你，才知道你们还在学校工作，十分放心，十分高兴！孩子们想必都已长大了。几年来总想到你们，可不知道如何通信。我和兆和今年春天由江西回北京时，路过上海，住了三四天，想打听你们消息，问陈蕴珍[2]，她也不知道。先一时听王逊说及，使我回想到在昆明大家生活的种种。廿多年来，社会变化好大！可是古人说的‘衣惟求新，人惟求旧’，我们过了六十年岁的人，总还是带有一点古典感情，或者说是保守落后感情，为着一些老朋友工作和健康，常常系念。”读到这段文字，我突然有一种要落泪的感觉。 我爸爸是一个有很多朋友的人，但57年以后都断了往来。记得60年代初，周游[3]伯伯到上海来开会，辗转托了很多人，甚至他在上海市委统战部的老战友，才找到了当时已经成了“摘帽右派”的爸爸。爸爸当天晚上被周伯伯留在和平饭店，和周伯伯住在一起，回来说暖气太热，话说得太多，睡不着。据说周伯伯一看见爸爸就大叫：“你怎么可以让我们这样找你！” 70年代初，我还在东北插队，途径北京的时候，在一个叫做“水碓子”的工人新村式的房子里，看到了周伯伯，文革中他受了很多苦，但一听说我是程应鏐的女儿，依然谈笑风生，谈我爸爸和四舅舅年轻时的故事，他们当时都是抗战前燕京大学的同学。我很喜欢爸爸的这个老朋友，他是一个非常重情的人。尽管当时他家里什么都没有，但还是让我留下来一起吃饭，我记得有煮玉米和辣椒炒的泡豇豆，我吃得很香。 也是那一次过北京，我还在东堂子胡同那间堆满了书稿的小屋里，看到了沈公公。爸爸以前老说沈公公是一个多么多么有趣的人：比如56年到我们家，让我们四个孩子一字儿排开，然后掏出他从北京带来的酸梅糕，掰成小块儿搿到我们张开的嘴里，然后数“一、二、三”，让我们用力抿一下，“有趣呀！流金，我真喜欢看这些小家伙的表情！”我记得那天是小舅舅带我去的。我的小舅舅李宗津是个油画家，他抗战结束后在清华大学建筑系教美术，和沈公公是非常熟的。那天我们在东堂子胡同吃饭，沈婆婆就在门边搭建的只能容半个身位的小“厨房”里给我们做了一大锅红菜汤，我们站着喝汤，但都觉得那汤比莫斯科餐厅的红菜汤还好喝。30多年过去了，沈公公、沈婆婆和小舅舅都已作古，我却依然清晰地记得那一顿难忘的午餐。那天下午沈公公还带我去逛了故宫。小舅舅一听说沈公公要亲自带我去故宫，为我讲解，就也要一起去。我还记得沈公公为我们讲解时表情是多么有趣！ 在这封长信的倒数第二段，沈公公写道：“流金，国家发展十分伟大，个人实在渺小，不宜为任何个人小小挫折而放在心上，盼望你健康依旧，情绪依旧，趁年龄盛茂，把一切精力用到国家有利工作上去！……什么时候我们能有机会谈谈，或有机会作一回十天半月旅行，就真好！因为我还希望从我们谈话中，会能使你感到高兴，并能得到一点鼓舞。”我不知道爸爸当年接到沈公公这封信时的心情是怎样的，而我今天把这些文字输入电脑时，必须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才能保证眼前的屏幕不被泪水模糊。 这封信有一段短短的附言，那是关于我叔叔的： “听说应铨离了婚，还有两个孩子，爱人已和我们一个最熟的人结了婚。他的工作怎么样？生活情形怎么样？如还在京，告他什么时候来我家谈谈如何？一到礼拜天，家里小将和他们女朋友一回来，即相当热闹。我们还是什么玩都不大会，只坐下来听古典音乐，似乎倒和‘老悲’、‘老柴’、‘老莫’挺熟悉要好！” 爸爸是肯定不知这“三老”为何人的。我爸爸出身于江西一个旧官僚家庭，程氏一门清代颇出了几位人物，其中就有一位是监造颐和园的。我叔叔当年受到林徽因与梁思成的赏识，据说也是因为他在城市规划与建筑思想上，很有艺术眼光。而我爸爸学的是中国古代史，尽管读的是燕京大学这样的洋学堂，对西方艺术却完全外行。我第一次听说有个指挥叫托斯卡尼尼，就是在和叔叔聊天的时候，但叔叔对摄影艺术的兴趣似乎更大些。 1966年春节，我去江西老家看奶奶，结果奶奶却中了风，姑姑把奶奶从老家接回南昌治病的时候，叔叔和爸爸都赶到了南昌。半个月以后，奶奶去世了，叔叔和爸爸一起回到了上海。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叔叔。叔叔在我们家住了几天，有一天我们家还来了一位高高的漂亮的年轻女士，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叔叔的学生，上海人，叔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