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临骏—从大豆危险看食物主权.docxVIP

　　在全国人均耕地不足一亩三分的情况下，北大荒广袤的黑土地是令人羡慕的。40多岁的何家萧是黑龙江省讷河县的普通农民，他所在的和平屯人均有8.5亩地。按1998年之前出生人口分地，何家4口人共分到了17亩地，此外他还租种了亲戚朋友的39亩，其中31亩种玉米，25亩种大豆。除掉土地承包费用（每亩280元）和生产成本，一年的纯收入在1.1万元左右。以这样的收入供养上初中和上小学的两个孩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同村的冯永和从事大豆收购七八年了，面对着家里积压的300吨大豆，他一片愁云惨雾：“去年秋收时两块三毛五一斤，现在是两块二一斤，一吨降了300块钱，就是受进口大豆的冲击。”不止是冯永和面临积压的问题，屯里几乎家家都积压着一些没卖出去的大豆。 　　看似偏远平静的村庄，事实上早已被嵌入资本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中—占中国大豆市场份额80%的进口大豆严重挤压了他们的生存空间。所谓“天道酬勤”已经是昨日的梦想，今天千千万万个何家萧和冯永和无法再通过勤劳把握自己的生计，左右他们生计的是通过世贸组织不断延伸的资本力量。 　　 　　进口大豆的驱逐效应 　　受进口大豆的冲击，国产大豆的播种面积不断被压缩。地处松嫩平原北端的讷河历来是大豆的主产区，全县600万亩耕地上曾有500多万亩种植大豆。到前两年，全县大豆播种面积已减至330多万亩，2012年进一步下滑到240万亩，2013年已不到200万亩。而整个黑龙江省大豆播种面积2010年有6470万亩，2012年已不到4000万亩。 　　中国大豆危机已见诸各媒体报道，但对大豆危机的讨论大多还在于“术”而不在“道”。中国大豆所呈现的问题是资本主导下农民的生计问题，是消费者权益的缺失问题，是国家主权的缺失问题。这并不是中国特有的遭遇，而是世界发展中国家及其农民的普遍困境。走出困境之“道”在于实践人民食物主权。 　　在食物主权的视野下，大豆的危机首先是国家粮食主权的危机。有人认为，中国大豆进口的持续增加是因为国产大豆满足不了市场需求，因此需要通过国际市场来弥补国内的缺口。然而，所谓的“市场需求”本身就是消费主义的恶果，是需要反思的，这是其一。其二，中国在大豆进口方面毫无定价权。中国农产品进口关税2005年已降至15.35%，远远低于世界平均62%的农产品关税，成为世界上农产品关税最低的国家之一；而大豆关税则在1999年就降至3%，2008年更下调至1%。 　　我国大豆市场的全面开放，促进了进口量剧增，大豆成为美国对中国出口中价值最大的一宗产品，超过波音飞机。中国大豆产业协会的《大豆产业监测预警报告》显示，2003年至2011年间黑龙江地区国产大豆的价格走势（以哈尔滨为例）几乎与进口大豆的价格（以山东青岛到岸价为例）走势一致。大豆的国内市场已经成为国际市场一部分，完全受制于垄断资本。 　　进口大豆已不是对国产大豆的补充，而是对国产大豆的强势驱逐。从2006年到2012年，我国大豆进口量从2824万吨增长到5838万吨，已占到世界大豆贸易量的60%以上，但是这样的巨幅进口增长没有给中国带来相应的定价权，相反，进口大豆的价格反而从2006年的265.2美元/吨一路飙升到599.3美元/吨。进口大豆的涨价不仅导致了食用油价格的上涨，而且也导致以豆粕为饲料的肉禽蛋奶产品的价格上涨。这种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后果最终由消费者承担。 　　 　　生产者腹背受敌 　　在生产者层面，有人说大豆种植的萎缩是农民“用脚投票”的结果，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自由选择。对于像何家萧这样的农民，事情真的如此吗？国内—国际市场的一体化把几乎赤手空拳的中国农民推上了资本的角逐场，让他们与受政府大力补贴的美洲大农场主同场角逐，这到底是“用脚投票”，还是被动挨打？中国对WTO承诺把农产品的补贴限制在年产值的8.5%以内，但大豆种植没有受到特别补贴。在讷河，农民种一亩大豆拿到的农业综合补贴仅70元左右。而美国政府将大豆列为重点补贴的四大谷物之一，2012年美国各项大豆补贴总额高达14.69亿美元，1995~2012年总计达278亿美元。 　　何家萧们的国际竞争对手还不是一般受补贴的美国农场主，而是其中占少数的大农场主。在1995~2012年之间，美国农业补贴共计2925亿美元，其中上层10%的农场主获得了全部补贴的75%。在被迫与大资本农场竞争的过程中，中国豆农的生产和生存条件不断恶化，丧失了作为生产者的主体性，其生产所需要的外部条件，即大豆市场，已经完全被国际资本所垄断。 　　生产者主权的丧失不仅来自于外部条件的恶化，也来自于各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生产者主权强调农民及其他食品生产者应该拥有公平地管理和掌控生产资料的权利，资本在生产、流通领域的霸权应该受到严格限制。但豆农长期以来腹背受敌，一方面受到进口大豆的价格压制，另一方面又遭遇农资价格不断上涨的压力。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