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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像雕塑事业的价值和意义 　　虽然古今中外优秀的肖像雕塑都是形神兼备的，但雕塑不论古今中外，成功的作品总是写实与理想这两重性的结合。古代西方雕塑重写实，古代东方雕塑重意象。西方古代雕塑往往在解剖真实的基础上概括，东方古代雕塑却要求气韵流畅，而对各别细节作出提炼取舍。我认为肖像雕塑“神完气足”的境界既是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表现，也应当是肖像雕塑的审美价值。肖像雕塑虽不能直接体现我们中国人的文、史、哲修养和气质，但不能以只求生理性和表面性的像为满足。 　　20世纪的西方现代艺术从东方艺术中汲取了许多营养，而我们立足在东方，汲取西方艺术的长处，不同样可以创造出跻身于世界现代艺术之林的作品吗?肖像雕塑在我国雕塑史上是一个薄弱环节，而时代却在呼唤肖像雕塑。我作为一个中国的肖像雕塑家，要掌握科学的、写实的表现手段，在创作中不但要“以形写神”，而且要做到气韵贯通，力争作品“神完气足”。我致力于方兴未艾的肖像雕塑事业中，既有得其所哉的愉快，也有新的问题和我为难，我要以悟道者的精神继续从事沉默的劳作，愿为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后人的作品继续努力。 　　而我在作“张秉贵像” 时，并没有按一些人的要求把他塑造成佩戴全国劳模勋章的英雄。而是努力还他优秀售货员在平凡生活现象中所显示出来的英雄本色，把他塑造成商业战线上最普通、最受人喜爱的人。他亲切地笑着，他的一团火精神感染着我们。我认为只有这样塑造才能表现张秉贵的本质。 　　在艺术上，形式感虽有独立欣赏的价值，但形式本身却是深入探索内容之后所决定的。向警予和施洋都是牺牲在武汉的革命烈士。我在塑造这两座像时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手法。向警予的牺牲是壮烈的，但她又不同于刘胡兰。王朝闻先生成功地塑造了刘胡兰就义的形象。如何不重复已有的成功作品，而又能深刻表现向警予的本质呢?我反复研究了烈士的照片、历史、事迹。向警予既是具有大无畏的气概、英勇就义、可歌可泣的革命烈士，同时又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一个更高尚、更纯洁、更有理想、更有觉悟的人。我想象她坐在一块石头上，眺望长江，心潮起伏，美丽纯洁的形象就是革命坚贞品质的化身。我着意选择了白大理石，这样的物质材料的特征，象征她的高洁，同时反衬了敌人的凶残。肖像雕塑虽没有声音，但也应当成为人们心中对这位中国第一代新女性的讴歌。而施洋烈士像，我则选用了红花岗石，造型概括、粗犷，形成烈士与山河共存的气概，使物质材料服从表达一种史诗般的激情的需要。 　　雕塑和文学虽存在本体语言的不同，但并不妨碍雕塑从文学中受到启迪。尤其与诗相比，其挚情、凝炼、隽永更是相通的。我在创作陈毅像时，联想到“元帅本色是诗人”。他的“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一诗正是他本人风骨气质的写照。我借鉴了这个构思，在作品中与其说陈老总站在松枝之间，不如说陈老总屹立的形象就是青松的化身。在严谨的肖像中探索运用画的写意、诗的浪漫，使人相信这就是陈毅。在创作“彭德怀骑马像”时，取意毛主席“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先作一个比较准确的定稿，放大时大刀阔斧，一气呵成，形体转折以方为主，突出铮铮铁骨的力度和时代的艰苦、严峻，力求使彭总的形象有明显的个性色彩。 　　肖像雕塑难免要参考照片，对一些已去世的人物更要依据照片。经常是照片的可视角度很少，结构又不清楚，这就要凭借分析和经验。人们在审视肖像作品时，往往在第一印象中就已确定像还是不像，这第一印象所看到的就是通过“形”传达出的“神”。而这个“神”，往往是照片资料所不具备的。照片是在不同时期的留影，光线和角度往往使照片“失真”。我在实践中摸索出根据照片掌握综合印象的能力，这综合印象不是人物在某个年龄时的形似，而是人物整个精神气质的把握。有了这种气质上的把握，才能进入肖像创作。创作的过程是由形的必然王国向神的自由王国过渡的进程。经验告诉我，如果我先做一个研究性的习作，在研究中逐步明确要表现什么，那么在正式创作中便会事半功倍，游刃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