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最富黑老大”外传.docVIP

重庆“最富黑老大”外传 或许一个地理意义之外的阐释，更容易厘清重庆的“上半城”与“下半城”，这是老重庆心里特有的名词。 重庆建在山上。上半城重庆是解放碑的CBD，勾勒出天际线的高尚住宅，夜总会的芝华士和傍着LV的商场，云集世界繁华；下半城重庆是熙熙攘攘的码头，棚户区，裁缝店，过气的录像厅，年深岁久，过往船只的鸣笛声长得像是一场古老的催眠。 上下半城落差高达68米。权力和财富扶摇直上，削尖了脑袋往上半城挤；失权者与贫穷泥沙俱下，沉淀在下半城。 这个城市总能给人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这种兴奋属于缺氧式的眩晕，不断爬坡上坎的人们总强迫或者迫不及待地向上看，雾霭沉沉，雾都因此得名。 去年6月，风暴般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搅动了“上半城”权力与财富的分层： 8月，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被“双规”；12月，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原执行局局长乌小青在看守所上吊身亡，同月，北京律师李庄因涉嫌“教唆”被告龚刚模翻供被逮捕…… 此外，还有重庆“黑社会头子”陈明亮的事。“陈明亮是从大世界的套房里被抓的。”这句话已经成了每个重庆的出租车司机龙门阵的议题。大世界，那曾经是上半城财富与享乐的象征。 2009年 5月，企业家陈明亮在大世界的套房里被警方带走，和他一起被押上囚车的，包括一个毒贩子和一个劳改释放人员。 修表匠的儿子 1983年，大儿子出生不久，老婆就和陈明亮闹离婚。那时候他还只是菜园坝火车站倒卖国产香烟的小贩，典型的下城泥腿子。老婆嫌陈明亮太穷，离婚时几乎把家搬空，被盖也卷走了。 那个日后成为“黑老大”的商人陈明亮，1957年出生在重庆老城渝中区石板坡上一栋两层楼的木房子里。一家六口人，爹妈和四姐弟，陈明亮排行老三。 那年重庆府的人口已经有1000万，84％是沉甸甸的农业大军，额外16％的城里人都拖儿带女住在这样局促的木屋或者砖瓦房里，众星拱月地仰望着“上半城”的解放碑——这座失势的川东城市里，七丈七尺高的“人民解放纪念碑”是全市的制高点。 父母是长江仪表厂的工人。退休后很长一段时间，父亲还在修钢笔和手表补贴家用。 从出生到念书再到参加第一份工作，陈明亮的生活轨迹没有迈出渝中区七星岗街道的地盘。 读到小学二年级就遇上“文革”，一直停课到初一，大把读书的时间荒芜了，高中也没读好。很多年后，二姐回忆起这时的弟弟，尽管调皮，但“政治思想好”，他反对女同志穿裙子，跟女生说话，脸也会憋得通红。 1977年，陈明亮高中毕业，子承父业进了长江仪表厂，那是长江索道边上一个国营的小厂子。这里，车工陈明亮认识了师兄马当。马当也是七星岗街道的待业青年，其时也一穷二白。那时陈与马纯属泛泛之交。至于30年后，两人穿着橙黄色的囚服，以黑社会一、二号头目的身份在法庭相见的场景，超越了任何人的想象力。 没干两三年，长江仪表厂开始向市场经济看齐，推广具有中国特色的“停薪留职”。陈明亮属于下海的头一拨人。出来后，他先是东拼西凑，在长江大桥南桥头搞了个桥头火锅，然后又搞百货、批发香烟。 一去两年。小生意人的日子平淡如水，那些漫长的年头，似乎就是某个搬运货物大汗涔涔的下午。 1983年，大儿子出生不久，老婆就和陈明亮闹离婚。那时候他还只是菜园坝火车站倒卖国产香烟的小贩，典型的下城泥腿子。老婆嫌陈明亮太穷，离婚时几乎把家搬空，被盖也卷走了。大儿子18岁那年生母过世，已经成为亿万富翁的陈明亮说起这件往事，生平惟一一次在儿子面前掉了泪。 先富起来的万元户 之后，丢掉铁饭碗的陈明亮跟着浩浩荡荡的农民工们南下。别人打工，他去深圳做百货生意。那是深圳创办特区后勇往直前的80年代。 传说他在深圳捞下了第一桶金。一年后，他回到重庆，这个城市空气里已经浮动着改革开放蠢蠢欲动的声响。市区里到处是施工队盖房子的叮呤当啷声；石子路上，解放牌汽车幸福而自得地响着大喇叭；麻将声依旧。 在七星岗中山一路，陈明亮租下了重庆市干果公司的一个小门面，取名宏大电工器材商店，主要经营机床配件和机电产品。这是他给重庆市干果公司总采购员之女左保书留下的好印象：平头，瘦高个子，早上七点开门，晚上十点关门，成天骑个摩托车，日晒雨淋的，爱开玩笑。 而那个之后被称为“黑老大女人”的左保书，当时还留着大辫子，有七分姿色和三分泼辣，这倒符合下半城对于重庆妹的看法。 于是左保书便与陈明亮合伙做生意，遂结婚。分工基本如此：陈明亮干体力活，左保书出面，去银行贷款，去要指标。 那时的一切都在被计划，工作，柴米油盐，以及一种叫的确良的布料。要进货，就得拿到重庆机电厂等国营企业的计划指标证。年轻的重庆姑娘左保书在企业供销科守着陪笑、诉苦直至最终抹眼泪，别人一心软，就把指标给了她，这个办法被屡试不爽。 计划价格购入的机电拿到自由市场去卖，一转手就是很高的利润。1985年的重庆还没有“回扣”一说，请企业客户吃顿饭、买张回程的车票，客源便稳定了。 左保书记得那年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