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抗战为视点透视与反思中日国家大战略对抗.docVIP

以抗战为视点透视与反思近现代中日国家大战略对抗 姜赞东 （徐州工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部 副教授） 引言，今年是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回顾过去，中华民族历经血泪和磨难，战胜日本军国主义并由此走上世界舞台，在我们庆祝70周年胜利之时，我们更需要的是清醒、冷静地反省抗日战争中双方战略得失、成败之所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为今后避免类似悲剧的再次发生和实现中华民族之伟大复兴，奠定科学、理性的国家大战略的基础。 一、 第二次中日战争的前奏与预备：日本大战略的“四位一体”与中国的“大战略缺位” 抗日战争实际上是继第一次中日战争暨甲午战争之后的第二次中日战争，两次中日战争前后密切关联。第一次中日战争肇始于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形成的“大陆政策”，它打着保障日本本土安全的幌子、以武力侵略的扩张主义，南下吞并琉球、台湾，北上侵略朝鲜、控制满蒙进而入主大陆，以此实现独霸东亚的帝国野心，并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相竞争。为此，日本以“赌国运”的方式，先后在1894年甲午战争与1904年日俄战争中取胜，不仅变朝鲜为自己的殖民地，还进而满铁经济和移民等方式渗透和基本控制了中国满洲地区，并按《辛丑条约》规定在京津地区驻军、为其进一步实施侵略埋下伏笔。 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震动了西方世界，面对一个将由日本独霸亚太地区并排斥西方的战略前景，西方国家联手干预，出现了俄、德、法强迫日本归还中国辽东半岛的“三国还辽”事件。同样的情形还表现在日俄战争的议和上，日俄战争结束后由美国主持下签订的《朴次茅斯和约》，为了制衡日本，虽使日本获得了世界大国地位并承认其在满洲地区的主导性权益和对朝鲜的完全控制，但并未使其获得对俄国更多的战略收益，俄国在满洲地区的部分权益依然受到承认，门户放开原则依然再次被强调，日本企图通过击败俄国独霸满蒙的战略规划并未完全实现。这两次事件虽然使日本举国激愤，但明治维新精英领导的日本政府极其理性，在日本国力不足以与西方强国抗衡的情况下，日本一方面对外实行“协调外交”，同时“韬光养晦”，并处心积虑地等待“良机”击败其战略对手。“协调外交”战略、“韬光养晦”战略、“伺机”战略，连同“分而治之”战略构成“四位一体”并以“协调外交”战略为基础，成为日本自甲午战争后到20世纪30年代前的国家大战略主脉。其隐忍和循序渐进的特征十分明显，就是在不与最强西方国家冲突的情况下，充分利用大国间的冲突逐步达到完全控制满蒙、限制或驱除俄国在朝鲜、满蒙的势力存在，将朝鲜置于日本统治之下，并以长城为界将满蒙从中国独立出去，进而染指华北、入主中原。 其中，“分而治之”战略是日本明治维新后制定的对华战略，它通过由日本政府支持清政府、北洋等合法政府，由日本浪人、社团与知识分子等民间力量暗中支持中国的反政府组织的方式，鼓励和推动中国政府和反政府力量之间内斗，或是各派系之间、各社会力量之间内斗，以期引发中国长期陷入全面内乱之中，一方面使之无法崛起而彻底免除对日本的战略“威胁”，另一方面又能通过“两面下注”而趁乱牟取战略暴利以及为进一步侵略、肢解中国提供战略支点和条件。这一战略在国民政府1927年第二次北伐之前的运用，主要有两种方式或分两个阶段进行，一是以导致内乱的“分裂型”的“分而治之”，一是消化既得战略成果的“裂土型”的“分而治之”。在军阀混战尚未形成之前由合法政府治理的情况下，日本大力支持康梁进行实质性的反政府的激进改革，搅乱清朝社会秩序，在其激进改革失败后对康梁进行政治庇护，以扶持激进力量的继续存在。继而，对于推翻清政府的孙中山革命派，更是不遗余力地通过黑龙会等民间社团和政界、经界人士进行扶持，将日本作为其进行革命的大本营输出“革命”，其手段之高妙与毒辣无出其右，不仅终使中国陷入长期混乱之中无法自拔，而且还培育了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汪精卫为代表的一大批同盟会和国民党“亲日派”，其长期遗毒与恶果不仅在孙中山支持由黑龙会参与设计而成的“二十一条”、以及为日本的帝国主义行径进行不余遗力的辩解中直接体现出来，而且更在抗战中汪伪政府投敌叛国中直接体现出来。也正是日本政府借助随时将鼓动南方革命派进行造反的威胁，迫使袁世凯不得不签订“二十一条”。有学者将清末以降的中国近代史定义为日本的操纵史（参《日本改变中国》，王海涛著），并非空穴来风。在通过孙中山推翻袁世凯的北洋政府的历次“革命”后，中国终于陷入全国四分五裂的军阀混战之中，日本的战略意图基本实现。接着就是通过灵活的“拉一派、打一派”的方式，扶持段祺瑞、张作霖、张宗昌等军阀来实现对中国的渗透和强化对满蒙的控制，进一步实施裂土型的“分而治之”。 通过“分而治之”导致中国长期内乱的状态，自然最符合日本的战略利益。只是其唯一的麻烦在于，这面临着与英美俄等列强的竞争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