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先师吴文藻与师母谢冰心.doc

忆先师吴文藻与师母谢冰心 刘绪贻 吴文藻先生是1923年怀着“教育救国”的志愿，由清华留美预备学校送往美国留学的。1928年，他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和“最近十年最优秀外国留学生奖”。1929年年初回国，受到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两个大学聘请。因其未婚妻谢冰心在燕京任教，他就进入了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原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所有教材全是外国的，教师是外国人或回国留学生，一般都用英语讲授。学生学了以后，无助于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和认识。吴先生对此情况很不满意，除用汉语讲课，并为自己讲授的三门课程（西洋社会思想史、家族社会学和人类学）编写汉语教材外，还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的鲜明口号，力求将社会学植根于中国社会的土壤之上，使社会学这一学科能有益于中国的国计民生。那么，怎样才能使社会学中国化呢？当时的一般办法是：或者利用书本上既有的中国史料去填写西方理论，或者是借用西方问卷去收集中国社会资料。吴先生认为，这两种方法均不能反映中国社会的实际。1932年9月~12月，燕京大学邀请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罗伯特·帕克来讲学，他带来了“研究者深入到现实生活中去进行实地调查”的方法。吴先生对这种方法极感兴趣，认为这可能就是使社会学中国化的最有效的方法，并且了解到，美国社会学界已用这种“田野调查”方法创建了芝加哥学派，而这种方法是从社会人类学学来的。于是，吴先生决定钻进去社会人类学这一学科中去，认为这一学科中最先进、最有力的是功能学派，并大力宣扬这一学派及其社区研究法。自此以后，他就从以下三个方面致力于社会学中国化的事业：一是在北平市郊区建立清河调查实验区，并派学生参加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运动、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及其他各种田野作业。二是弘扬功能学派理论。1935年，他在天津《益世报》副刊《社会研究》上发表了《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和功用》、《中国社区研究的西洋影响与国内近状》和《功能派社会人类学的由来与现状》三篇论文。三是培养人才，有计划、有步骤地派出林耀华、李安宅、费孝通、翟同祖等优秀学生到国外有关大学、导师那里学习。1936年，吴先生休假期间到国外学习、访友、调查研究，1937年“七七事变”前一周回到燕京。经燕京校长司徒雷登苦苦挽留，他们夫妇在燕京又待了一年。1938年秋，他实在不愿留在已沦陷的北平，乃前往昆明，在事前联系好的云南大学利用英国退还庚款开设“社会人类学讲座”，由他主讲。接着又在云南大学创建社会学系，并任云南大学教授兼社会学系系主任，还受司徒雷登委托，建立燕大云大合作的“实地调查工作站”。在此期间，他在西南联大社会学系兼课。因此，我就有幸选读了他讲授的文化人类学，并认识了心仪已久的他的夫人、著名女作家谢冰心。他当时很忙，讲课时间好像不是很多，主要是指定6本当时比较权威的文化人类学著作让我们自己阅读，读后写出读书报告。我不记得我的具体成绩，但我的印象是：即使不是全班之冠，至少也是很优秀的。 吴先生家原住昆明。1938年9月28日，日机轰炸昆明后不久，迁到了呈贡县城内一座小山——三台山上那座被冰心先生称为默庐的小别墅里。大约是1939年夏、秋间，我因收集毕业论文资料，曾经住在呈贡县城旧书院中，离吴家很近，往往在周末到他家拜访，费孝通先生一般也在那里。我们或玩桥牌，或一边喝咖啡、饮清茶，一边谈天说地，无拘无束，很是愉快。我因青少年时读过冰心先生优美的诗歌、散文，阅览过一些有关她的文字，听到过一些关于她的传说，常想象其为人。可能是第一次到她家，在她书房的窗台上看到一个小花瓶，既不名贵，也不华丽，不过是竹木为料的手工作品，但小巧玲珑，很是雅致。瓶之一侧，有一行清秀的小字：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冰心先生此时年约三十八九，体态清癯，淡妆素裹，清标照人，活脱一幅文学书籍插图中李清照画像。面对这新木焕香别墅，这绮窗，这雅致花瓶，这“西风人瘦”题词，联想到易安居士词与文中跃动着的高雅生活情趣，使我铭刻在心，至今如在眼前。冰心先生的这种高雅生活情趣也温暖着他人。当时陈达教授主持的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设在呈贡县文庙里，工作、生活条件都很差。1940年春节时，冰心先生赠给研究所的全体人员每人一副春联。有位从美国回来不久的年轻教授尚未婚娶，爱上了原南开大学外文系一位姓赵的女同学，碍于师生关系，未敢坦率表态。冰心先生赠他的春联是：一间东倒西歪屋，住个千锤百炼人。横额是：怀璧居。这里用“怀璧归赵”的典故多么贴切，多么有趣！国情普查研究所同仁士气高昂固然主要是由于他们为学不忘救国，但与冰心先生的鼓舞也是分不开的。 吴、谢两教授的婚恋生活，既有些传奇，也有些妙趣，很值得雅玩。1923年8月17日，他们两人碰巧同乘美国邮轮“杰克逊号”赴美留学。冰心贝满女中同学吴搂梅事前已自费赴美，这时来信让她在船上找自己的弟弟、也是清华学校的留美学生吴卓。上船第二天，冰心请燕京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