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汪丽娟.docVIP

我的母亲——汪丽娟(汪时鲜) 我的母亲不但给予我生命，还是我的启 蒙老师。她教我如何生活，教我如何做人。母亲一生艰苦奋斗为我树立了榜样。她是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母亲。 母亲是余川村颇有名气的徽商汪集亮的女儿，出生于1914年。外公给她取了一个动听的名字：汪时鲜。嫁到婆家后，这名字与上辈犯谐音的忌讳，又被改叫汪丽娟。 从我童年能记事开始，心目中她就是一个善良、贤惠、勤劳、生活上非常朴素、节俭的人，从没见过她戴首饰，靓妆打扮。她为人处事非常谦和，也无大小姐做派，处处为别人想得多，为自己想得少。 追溯到一百年前，在那重男轻女的封建社会，外公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对男孩倍加珍爱，对女孩却不看重，生了女孩就送穷苦人家做童养媳。外公娶过两个妻子。第一个妻子生育了四儿两女，三十四岁就去世了。我外婆是填房，十六岁嫁给外公，年纪比外公小二十岁。外公非常喜爱美丽的少妻。外婆三年两头生孩子，生了四个儿子，七个女儿。把六个女儿都送给穷人家作了童养媳，自己亲养的只有我母亲一个。于是，外婆特别疼爱我母亲。母亲出嫁的婚礼举办得隆重热闹。婆家迎娶，张灯结彩，吹拉弹唱，喜庆三天，风光一时。 母亲身材匀称，皮肤白皙，同字脸型，轻眉大眼，目光和善有神，见人面带微笑，和蔼可亲。“五四”运动后，母亲是最早剪短发、放大脚的新女性。 母亲小时候家庭富裕，身边有丫环侍候。她手不沾泥，肩不挑担，也用不着学做家务事，只学做些针线活或认认字。母亲二十岁嫁到宅坦胡家时，公公已去世，很受婆婆宠爱，也不强求她干活。但她当了媳妇后却自觉参加劳动。我的奶奶及伯母都是“三寸金莲”，不宜肩挑负重。母亲是放大了的脚，便帮着种菜、挑粪，挑担晒谷。那时，父亲在外读书，伯父在外经商，家中的事都由妇女们来承担。一年有两季最忙碌，最辛苦。一是春季养蚕、缫丝，要养四、五张蚕种，需夜以继日地忙碌一个多月；二是秋季晒稻谷。我家有四十多亩良田，全部出租，佃户交租来的稻谷都是潮的，要晒干扬净再上粮仓。母亲把稻谷一担担挑上晒谷场，晒干后，又一担担把干稻谷挑回家上仓。从我识事时起，这些重活没有看到雇人帮工。收油菜籽和麦子的季节，晒干扬净这些重活也是自家干。这些繁重的活对一个大小姐来说，是一种磨砺。但她从来不叫苦。母亲是一个外柔内刚的女人。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我家从抗日战争暴发后，家境每况日下。外公家的所有商铺全被日寇炸毁，生意无法经营，仅靠积蓄和田地收入。而母亲婆家也同样遭此劫难。我奶奶受打击太大，忧郁成病，不久去世。大家庭已无力支撑，便与伯父家分家分炊。此后，因父亲在外，只有母亲和我，生活渐渐进入困境。母亲不是消沉，束手无策，而是带着我更坚强地支撑这个家。家庭琐事，人来客往，支持待客，驮门抵户，她一人承担。 家庭景况虽差，但她仍非常同情受苦人。例如，那时佃农交租，一向有惯例规定，稻田收割时要请业主监割，与佃户现场对半分成。母亲从不自去，佃农交来多少算多少，也从不计较产量。有一次佃户一定要我家去人，母亲推不掉，只好叫我去做“监割先生”。我还是个娃，去到田里，只会跑来赶去捉蚱蜢。到了晚上，母亲开心地问我：“今天共割了几担稻谷？我家分的是板屋前的谷子，还是板屋后的谷子？”对此，我是一问三不知；只汇报了当“监割先生”，在他家吃了些什么。母亲听了哈哈一笑。 我小时候体质弱，经常生病。母亲把我养大很辛苦，从来不诉苦。唯有一次重病，她经常对我谈起。母亲说：“你四岁那年，正月间，传染上麻疹，抵抗力低下，又感染红白痢并发症，泻了一个多星期还止不住，甚至坐到尿盆上都站不起来，真是小命垂危。那时，医疗条件落后，更没有特效药。在一筹莫展之下，只好把你‘死马当活马医’，到名叫‘三太子’的鸦片老烟枪那里，花钱买了半粒米大小的‘乌烟’给你喂下，真有奇效，红白痢就减轻了。再喂了两次，便转危为安，挽救了你这条小命。”那次，母亲一连十几个昼夜都没有睡过觉，合过眼，全神守护着我，好不容易熬了过来。母亲把我视如生命，不辞劳苦地呵护我一天天长大，真是恩重如山。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战胜利了；但时局仍很混乱，强盗土匪到处可遇。农历9月初，我家被土匪破门抢劫。那晚，强盗手持大力，我们惊恐万状。伯父被强盗捆绑当人质，母亲不顾个人安危，挺着临产的大肚子替伯父松绑，让伯父逃出虎口，保住一家大小的性命。被强盗抢劫以后，母亲心有余悸，受刺激太深，加上生下我弟弟，增加精神负担。产后，母亲神经失常，不会喂养婴儿。外婆怜爱女儿，把她连同我和襁褓中的弟弟接到她身边。母亲在外婆家，安心休养了半年，精神康复后才回宅坦村。 1946年夏，我父亲要母亲带我们去南京避难。母亲便带着我和弟弟到南京浦镇安家居住。 在南京居住那个时期，父亲的收入并不高。要养活几口，全靠母亲精打细算，节衣缩食过日子。她买米只买廉价米。所谓廉价米，是米里混有稗子和沙子，因此售价低。母亲每天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