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舒的“雨巷情结”与中国传统文化.docVIP

　　 　　 戴望舒的“雨巷情结”与中国传统文化 　1927年，戴望舒以一首《雨巷》给中国新诗留下了一声幽婉的吟唱：“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这吟唱，“贮满了彷徨失望和感伤痛苦的情绪”(1)。如梦似幻、如歌似泣的情调中，展示了一个现代寻梦者“失望——梦想——失望”的心路历程。而那江南的“雨巷”，出自诗人故乡，既是他苦闷压抑的人生处境的象征，也暗示他迷惘的心灵渴望找到皈依，更是他赢得“雨巷诗人”美誉的艺术标志。戴望舒与“雨巷”是分不开的，因为忧郁的诗意心灵，因为寻梦的文化情怀，因为纯美的诗艺创造，凝成了他浓重的“雨巷情结”。 　　戴望舒的“雨巷情结”里有太多的内涵。它包蕴了诗人对现实人生的苦恼和失望，流露出强烈的忧郁意识，亦即典型的“现代人情绪”；它象征着诗人企望在自造的幻觉中为破碎的心灵寻求一个支点，表明寄情梦幻、寻求超脱的人生心态；作品中“雨巷”、“丁香”等所代表的意象选择标准以及全诗的艺术营构又明显体现出古典化的倾向。 　　剖视戴望舒的“雨巷情结”，从这个“正直的、有很高的文化教养的知识分子”(2)的文化认同里，从这个引领中国新诗现代化进程的现代派诗人的艺术追求里，不容忽略的是：“雨巷情结”中的忧郁意识正是古老中国的士大夫人文传统；寄情梦幻的文化心理连接着传统的儒道精神；古典化的审美倾向意味着向传统诗文化的回归。 　　 　　“我苦涩的诗节，只为灾难树里程碑” 　　 　　戴望舒生活在一个“灾难的岁月”，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忧虑，对个人人生遭际的感伤，加之饱受中国古代忧郁诗人的感染和外国象征派诗人忧郁情绪的影响，自然地形成了一种典型的忧郁性格。因此，在戴望舒的诗作中，深深地积淀着一种浓重的忧郁意识，并成为其创作潜在的心理动力。 　　戴望舒说：“我苦涩的诗节，只为灾难树里程碑。”（《赠内》）忧郁，便成了他诗歌的审美对象。欲藉读书来解愁苦，但“翻开的书页：寂寞；合上的书页：寂寞”。 　　戴望舒对现实人生充满了苦恼和失望，他的诗作大多抒发的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愁苦伤感。《流浪人的夜歌》就这样写道： 　　 　　此地是黑暗底占领， 　　恐怖在统治人群， 　　幽夜茫茫地不明。 　　 　　身处无望的现实环境，无可奈何，诗人只有依靠记忆的资源而向昔日索取。 　　在诗艺美的体现上，卞之琳曾指出：“在望舒这些最早期诗作里，感伤情调的泛滥，易令人想起‘世纪末’英国唯美派(便如陶孙——Emeser Dowson)甚于法国的同属类。”(4)我们似乎也会从西方象征派诗歌那里找到印证。波德莱尔就认为：“欢悦，是‘美’的装饰品中最庸俗的一种，而‘忧郁’却似乎是‘美’的灿烂出色的伴侣。我几乎不能想象……任何一种美会没有‘不幸’在其中。”(3) 　　但戴望舒诗歌的忧郁美，更多的是受到中国古代忧郁诗人的感染。艾青说过：“望舒初期的作品，留着一些不健康的旧诗词的很深的影响，常常流露一种哀叹的情调。”(5)有学者也指出戴望舒“是带着中国晚唐温、李那一路诗的影响进入诗坛的”。(6)这种影响，主要通过他诗歌中整体意境的构思、具体意象和语境的构造以及典故的运用鲜明地体现出来。如《寒风中闻雀声》和《残花的泪》两诗，重复使用“薤露歌”这一典故。“薤露歌”是汉乐府《相和曲》中的挽歌，为出殡时挽柩人所唱，意指人的生命的短促，就像薤叶上的露珠一样，瞬息即消殒。吟唱此歌是用以引起人们对死者的惋惜和对人生短促的悲哀。戴望舒反复运用这一典故，便使自己诗作中凄婉忧郁的情感，带上了典雅古朴的民族诗歌色彩。 　　同时，还应该看到，戴望舒的这种忧郁意识与儒家文化的诗教传统是直接沟通的。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人大都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他们关心社会政治和民生疾苦，都有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然而，中国知识分子往往在社会现实面前十分脆弱，由于现实强大的阻力，他们的济世愿望往往会被无情的现实撞得粉碎，总是处于抑郁不得志的境地，于是借诗文以泄愤抒怀、忧国忧民、悲天悯人，从而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忧郁意识。戴望舒是一个受传统文化浸染十分深重的诗人。面对人生的忧郁与寂寥，他常常表现出一种不愿或不敢正视现实的痛苦，通常以一种忧郁的情调来代替个体自由意志与外在现实的矛盾冲突。于是，在创作中呈现出一种顾影自怜、凄怨哀绝的传统文人心态。 　　 　　“悟得月如何缺，天如何老” 　　 　　戴望舒的“雨巷情结”里所包蕴着的忧郁意识，亦是典型的“现代人情绪”。它有一个最为显在体现方式，这便是“都市怀乡病”。戴望舒等一批现代派诗人，从农村(或小城镇)来到大都市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但他们很快发现了自己与这大都市的不和谐，现代文明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困惑，他们成为都市生活中的流浪汉；作为生存于都市与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