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金莲：半世浮萍已逝水,一宵冷雨葬名花.docVIP

解读《水浒传》之潘金莲：半世浮萍已逝水,一宵冷雨葬名花 借用纳兰的这两句词，用在潘金莲身上，并非有意为其正名，也无意抹黑这优美的句子。仅仅是一时间觉得这两句话恰如其分。一提到潘金莲，我们的脑海中很多时候都会闪过一些不好的词语，似乎我们总能在第一时间将其与“淫娃荡妇”“下流无耻”等字眼挂钩。我们这样想也不足为奇，毕竟这已经成了一种文化的定势，在数百年的传统文化，潘金莲这个名字无疑地已被异化成“淫邪毒妇”的代名词，伤风败俗的符号。她与人私通，毒杀丈夫的罪行永久地给她打上了恶毒的烙印，钉在文化与道德，甚至是历史的耻辱柱上，任由世人指点唾骂。但仔细想来，在那个礼教森严，压制人性的时代，怎么反倒出现了这等有伤风化的丑事？这无异于扯开那些封建卫道士脸上的遮羞布，再打上一记重拳。究其原因，这正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密不可分，当时的社会环境与文化背景，非但没有遏制这种现象的发生，反而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触发。那些道貌岸然的卫道士，像粉墨登场的小丑，捉襟见肘，丑态毕露。不过也无可否认，潘金莲的出轨的原因并非单一，除了被压抑的人性极度膨胀之外，当然还离不开书中包括武松，西门庆等几个主要人物的共同作用。 ”存天理，灭人欲“ 正如当今这个社会，富商大贾，达官显贵“包二奶”，“养小三”已然不是什么新鲜事了。随着“拜金主义”思想的横行，这种现象可以说得上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也没必要少见多怪。事实上，每种社会现象的出现，都有着其相应的社会原因，社会基础及社会背景的助力。 在施耐庵小说《水浒传》中，涉及的“坏女人”中除了王婆与白秀英之外，其他包括潘金莲在内的四个女人，无一例外地都是因为“红杏出墙”，而最终丢了性命。如此惊人相似的生命走向，多少有几分宿命的况味。除了与宋江，杨雄，卢俊义等人在男女之事方面过于木讷呆板之外，更为合理而简明的解释，无非就是社会原因或者说文化背景使然。在宋徽宗时期，社会上已经开始盛行“程朱理学”，其不仅仅确定了理学的最高范畴“天理”，即封建的等级秩序和道德规范，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主张先理后物，同时还强调“存天理，灭人欲”。这虽然适应了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有力地维护了封建专制统治；却在某种程度上违逆了人性，严重地束缚了人的思想和生活，导致了人性被压制，甚至扭曲，反而造成了一些负面的影响。正如前面所说，类似潘金莲的遭遇在当时应该并不鲜见，因为书中几个坏女人的命运几乎惊人的相似。如果不是作者懒于构思或者黔驴技穷，那么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这种现象具有普遍性特点。 潘金莲本身就是一个悲剧，一个时代的悲剧，她生活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之下本来就是身不由己的。她恪守妇道一生，也没有人为她立牌坊，百世颂扬；她红杏出墙一次，便引来一世骂名，遗臭万年。沧海万顷，谁怜一江潮？弱水三千，污之一瓢饮。社会道德压制了人，道德不会前来俯首认罪，而人违反了道德，道德反而真正铁面无私起来。 身世飘零，一叶漂泊无依的浮萍 水浒里为数不多的女人中，少有几个是良善的，多少豪杰英雄因为她们的缘故，被逼得走投无路，奔上梁山。比如阎婆惜，潘巧云，白秀英，还有潘金莲，而其中“最毒妇人心”的代表就要数潘金莲了。在数百年的传统文化，潘金莲这个名字无疑地已被异化成“淫邪毒妇”的代名词，伤风败俗的符号。她与人私通，毒杀丈夫的恶行永久地给她打上了恶毒的烙印，钉在文化与道德，甚至是历史的耻辱柱上，任由世人指点唾骂。但是我们是否想过，这个“千古第一荡妇”难道就真的天生蛇蝎心肠，无耻放荡吗？想弄清楚这一切，我们或许应该先从她的身世说起，施耐庵在《水浒传》里有这样一段文字：那清河县里有一个大户人家，有个使女，小名唤做潘金莲，年方二十余岁，颇有些颜色。因为那个大户要缠他，这女使只是去告主人婆，意下不肯依从。那个大户以此恨记于心，却倒赔些房奁，不要武大一文钱，白白地嫁与他。自从武大娶得那妇人之后，清河县里有几个奸诈的浮浪子弟们，却来他家里薅恼。原来这妇人见武大身材短矮，人物猥琐，不会风流......后来兰陵笑笑生又在《金瓶梅》中对这一人物进行了另一番描述：潘金莲是清河县南门外潘裁的女儿，父亲死后，九岁时被卖到了王招宣的府中，习学弹唱，知书识字，十三岁时就显妖艳之态，十五岁时，王招宣死了，被潘母以三十两银子转卖给了本县张大户家，十八岁时被张大户奸污了。张大户的妻子是个妒妇，为了赶走潘金莲，到赔了银两嫁妆给了武大郎当了老婆。在后来央视版和新版水浒中，这段介绍也大同小异。事实上，不管作者对其身世进行如何建构，我们都可以轻易看出这一人物与生俱来的悲剧色彩。从家道中落，卖身为奴，到惨遭蹂躏，聘于武大，岂不是件件可叹，事事可悲？对于任何人来说，这些都是致死的不幸，我们站在一边，，以为自己旁观者清，便荒唐可笑，自以为是地对别人苛责。书中虽然提及潘并非恪守妇道的女子，“这婆娘倒诸般好，为头的爱偷汉子。有诗为证：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