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邦的胆气与正气.doc

论刘邦的胆气与正气 刘邦既是一个无赖，也是一代英主。而从一个无赖变身为一代英主，也是有充分的理由的，那就是他过人的胆气和正气。 先说胆气。刘邦从一介亭长参与群雄逐鹿的行列并最终后来者居上，建立了大一统的西汉王朝，其过人的胆气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史记》载：高祖曾经到咸阳服徭役，一次远远地看到秦始皇壮观的出行威仪，不禁喟然长叹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后来，他又以亭长身份为县里往郦山送刑徒，刑徒路上逃跑的很多。他自忖，等到到咸阳时，恐怕刑徒就跑光了。于是走到丰西泽的时候，夜晚生火做饭之际，他断然给刑徒解开束缚，让他们逃生。并且说：“你们都跑吧，我也要从此浪迹天涯了！”刑徒中的壮士愿意跟从者十余人。他们在大泽中穿行的时候，探路的人报告有一条大蛇挡路，要求返回。刘邦曰：“壮士行，何畏！”并且上前拔剑斩蛇。”刘邦纵徒斩蛇的无畏气魄赢得了最基础的追随者。 陈胜起义后，沛县吏民杀了县令，招刘邦共同举事，想让他当沛公。刘邦说：现在天下大乱，诸侯并起，如果选人不当，必将一败涂地。我不是顾惜身家性命，而是恐怕才弱德薄，不能庇佑父兄子弟。这是大事，希望重新推选更有才德的人。当时，萧何、曹参等都是文吏，很看重自身得失，担心造反不成功，会遭受灭族之祸，都推让刘邦——其他人也都不敢出头，于是共同推举刘邦为沛公。由此观之，在事关大局和个人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萧何、曹参这些虽为一时英豪的人物却临事而惧，不敢担当历史赋予的改朝换代的责任。按说他们是“县级干部”，刘邦当时只是“村级干部”，在当时沛县的特定背景下，他们更有条件成为当地反秦的统帅人物。尽管二人后来在刘邦麾下立下了赫赫功勋，表现出了卓越的远见和勇武，但与刘邦相比，他们确是识谋有余而胆气不足，只能因人成事，而不能独立开拓一方事业。 当刘邦与项羽在荥阳、成皋间对垒时，他败得非常狼狈，若非纪信冒名诈降，必然被项羽所擒。后刘邦虽得脱身，几成孤家寡人，无处容身。在此极困极窘的关头，刘邦上演了一幕虎穴夺军的精彩剧目。《史记》载：刘邦只身与滕公共车逃出成皋门，北渡河，驰宿修武。自称使者，一大早驰入张耳、韩信的营垒，夺了他们的兵符军权。然后派遣张耳北进增兵攻略赵国，派遣韩信东进攻击齐国。刘邦统领了韩信的军队，实力又振作起来。在群雄逐鹿之际，上下名分未定，于穷途末路之时突入虎狼之军，收归下属悍将的兵权，不仅有出其不意之智谋，更有深入虎穴的过人之胆。 胆气既是成为领导的必备素质，也是决定领导层级高低和领导成就大小的关键性因素。纵览古今，那些为君为上僚者在才略上往往并不如为臣为下僚者表现得那么酣畅淋漓、令人叫绝，但后者却往往心甘情愿地受前者驱使或被前者得心应手地役使。比如萧何、张良、韩信号称汉初三杰，他们的治政、筹策和用兵能力都是刘邦所不能望其项背的，但却都如影随形地追随刘邦，恩荣生死都被操于刘邦之手。造成这种地位差别的因素或许很多，但他们比不上刘邦有胆气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胆气对于领导的重要意义，还可作如下的理论和逻辑分析。 首先，领导工作不是一种完全靠理性完成的工作，它在特定的或最具决定性意义的情况下，需要的不是智慧、谋略、远见、经验等理性的因素，而是胆气、豪情、意志、决心等非理性的因素。因为领导环境和领导对象具有无限多样性和无比的复杂性，人的理性包括领导的理性都是有限的，即使是出类拔萃的领导也会存在一些无法预料和无法把握的理性盲区。越是面临生死存亡和成败兴废的重大转折关头，越是难以做到算无遗策。在很多情况下，主客双方或竞争双方会达到一种理性休眠或相互抵消的状态，而成败荣辱就取决于非理性因素，此时敢做的胆气和决心就比是否能做的判断更重要。经验表明，对一种事情不知如何做是好时，无论采取什么方式做都会比无所作为强。因为理性此时已进入盲区，再靠理性来判断是徒劳的，只会贻误时机、坐以待毙；而敢于做甚或破釜沉舟地搏击一番，或许还有打破均势和反客为主的可能。 其次，领导活动是一种充满风险性和探索性的活动，凡事不可能都做到胸有成竹、照章而行，而需要在不断的尝试和摸索中进行总结和完善，具有典型的试错的行为特征。这决定了先冒风险者就会先取得经验，多尝试失败者可能会积累更多的智慧。敢于冒失败的风险，屡败屡战，需要的就是过人的胆气，这是败中取胜、一战成功的先决条件。东汉末群雄并起，当时袁绍的实力比曹操强。但曹操与刘备煮酒论英雄时却对袁绍不以为然。他认为袁绍志大而才疏、色厉而胆薄，干大事而惜身、趋小利而拼命，属于羊质虎皮、凤毛鸡胆的类型，称不上是当世英雄。袁绍的这一缺点也可视为胆气不足。后来袁绍的结局也的确验证了曹操评价的准确。 再次，领导活动是一种高度竞争性的活动，机会稍纵即失，领导资源处在各方激烈的争夺之中。有胆往往能弥补见识和判断力的不足，以大无畏的气概先下手为强，能达到捷足先登的效果。 最后，领导活动还是一种高度组织化的活动，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