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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符号行为中的“物”“身”“音”“心”关系 “音心”问题作为音乐美学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可以说一直贯穿在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中。“音心对映论”触发了对音乐美学的一系列相关的“理论问题丛”的思考，在“问题丛”中，亦留下了较大的可挖掘的理论空间。 “音心对映”如果从符号学视角切入，涉及了音乐符号（对人的“心灵”的抽象。在音乐符号学看来，“音心对映”实际上是“音乐符号”（乐谱的、音响的）与人的“心灵”之间产生的一种意指关系。只有在“物”、“心”、“音”的关系中，音乐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才能的得到较全面准确的说明。“物”——“心”——“音”关系问题，笔者认为，“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 故形于声。”在音乐反映现实的关系链条中，“物”“心”关系是处于“心”“音”关系之前，“心”“音”关系只是“物”“心”关系随后的一个必然的逻辑环节，就是说，“物”“心”关系是“心”“音”关系的重要逻辑前提，没有“物”“心”关系就不可能有“心”“音”关系，而“心”，则处于“物”与“音”反映关系或者说抽象关系的中介点，“物”必须经“心”这个中介点才能转化为“音”。首先是“物”（现实事物）如何感动“心”（心灵）的问题，然后才是“心”如何外化为“音”（乐谱的、音响的作品），即作曲家的心灵外化为音乐音响符号的作品的问题，再次才是“音”如何感动音乐符号的接受者的“心”，并经由“心”的联想体验而产生由“音”至“物”（音乐音响符号的作品的接受者由音乐音响符号联想体验到它所反映的现实内容）的过程。因此，音乐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只有在“物”、“心”、“音”的相互关系中，在“物”——“心”——“音”——“心”——“物”的转化链条中，才能得到较全面、准确的说明。笔者在《抽象与原型——音乐符号论》在中就音乐符号（音）是如何通过“心”这个中介与现实事物（物）发生关系，现实事物又是如何通过“心”这个中介被抽象到音乐符号（音）中的作了较细致的探讨，在此就没有必要进一步展开了。 二、性问题，但并没有对其作深入展开和探讨。其中包含着两层有待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一、从行为发生学角度看，在音乐符号行为的“心”（心灵活动）向“音”（乐谱的、音响的音乐作品）转化中，不能忽视“身”（身体行为）在其中所起的中介作用：二、不能忽视“身体间性”在音乐符号行为主体（作曲家、演奏家、听众）交往中所起到的基础作用。所谓“身体间性”是指音乐符号行为主体之间在音乐符号活动中发生的“意向”中的身体关联及其体验，“身体间性”是主体间身体结构的同一性为前提的。“身体间性”是音乐符号行为主体间得以表达和交流的基础。对于“身体间性”在音乐符号行为中的作用，笔者将另撰专文进行探讨，在此就不作展开了。现仅就“身心”关系及其“身”在音乐符号行为中“物”“心”“音”的转化中所起的作用，作初步的思考和探讨。 身心问题是西方哲学史上重要的哲学问题，特别是从笛卡尔以来占据了全部形而上学的中心地位。关于身心之间的关系问题有一元论和二元论两大类理论。在一元论中，机械唯物主义认为身心都是一种物理过程，其代表为霍布斯和霍尔巴赫总体来看，在论证“身心”的存在问题上，唯物和唯心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把“心”看成是“身”的机能和精神现象，“心”不能脱离物质的“身”而存在；后者则把“心”看成是独立于“身”的存在，“心”（灵魂）是超验的、不灭的，其存在的前提和基础是设置一个超验的上帝。这是唯心主义在论证“身心” 在音乐符号行为中，“物”、“身”、“心”“音”的转化，若从音乐符号创作行为的发生来看，则可描述为“物”（现实事物）——?“心”（作为音乐符号行为主体之作曲家在感知现实事物的基础上产生的心灵活动过程，）——“身”（作曲家把心灵活动中意欲表达的音乐音响通过身体的写作行为或即兴演奏行为外化为乐谱符号作品或音响符号作品的行为过程）——“音”（通过作曲家身体的写作行为或即兴演奏行为物化为乐谱符号的音乐作品或音响符号的音乐作品的本身）的转化过程。 从以乐谱符号的音乐作品为中介的音乐演奏行为的发生来看，则可描述为“音”（乐谱符号的音乐作品）——“心”（作为音乐符号行为主体之演奏家对乐谱符号的音乐作品的解读、体验、理解的一系列心灵活动过程）——“身”（演奏家在对乐谱符号的音乐作品的体验、理解、解读的基础上，按照音乐作品中的乐谱符号所规定的要求，用身体动作演奏乐器的过程）——“音”（演奏家演奏乐器过程中所呈现的音响符号的音乐作品本身）的转化过程。 从音乐欣赏行为发生的来看，则可描述为“音”（音响符号的音乐作品）——“身”（听众的身体，其中包括听觉、肌肉和整个躯体，对音乐作品的音响作为声音刺激物产生的生理情绪层面的反应和体验）——“心”（听众在身体性的生理情绪反应体验基础上，产生的把音乐音响作为具有“意味”的符号来体验、联想、解读等一系列的心理意识活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