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价值争论及其与国际人道法的联系包富锐.PDFVIP

红十字国际评论 亚洲价值争论及其与国际人道法的联系 包富锐* 一场贯穿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关于权利和价值的普遍性以及这种普遍性与亚洲人民共同 的价值和权利观念是否相容的热烈争论，引起了亚洲和其他地区政治家和学者们的关注。尽管 这场“亚洲价值争论”在最近几年已经平息，但它在许多方面引起了争议。在关于“亚洲价 值”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道德方面的影响，以及在关于“亚洲价值”的本质、名称、 问题的描述、甚至对参加这场争论及其相关问题人的身份和地位方面，都引起了不同观点之间 的冲突1 。事实上，把这场关于“亚洲价值”的讨论界定为“争论”，都有可能被一些人看作 是无法接受的偏见的证明。不过，就像“西方价值”一样，已经有一场关于“亚洲价值”的存 在、性质及其分支的争论被提出来。此外，在争论中语言有时是如此的激烈，以至于旁观者甚 至可能有一种头晕目眩的感觉，就像在一场世界水平的网球比赛中，观众的头不断地从一方转 向另一方。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既无意对亚洲价值下一个定义，也无意参加这场争论，因为无论采用 何种方式，即使是提交一个心平气和的意见，也可能有理由被认为是只有天真和鲁莽的人才会 做的事情。这篇简短的评论由一个非亚洲人所写（尽管目前生活在澳大利亚，但澳大利亚是否 属于亚洲，本身也是争论的内容之一），许多年来他有特权在亚洲的不同部分工作和生活，并 且声称不具有争论所涉及问题的专门知识。同时也必须承认，即使是试图进行一个心平气和的 分析，也可能被认为是做不到的，因为无论是文化还是其他方面，任何作者都会有与生俱来的 偏见。尽管如此，参考已经出版或发表的关于亚洲价值的著作，不应当被理解为支持其中的某 一方。同样，引用或者不引用在这场亚洲价值争论中高频率出现的人物的意见，也不意味着暗 示支持或者反对他们的立场。这篇评论在任何方面都不是对争论本身的概述。 问题 不管是在亚洲的内部还是在亚洲以外，都已有过关于亚洲价值的争论。“亚洲价值”和 “西方价值”不同，它主要是关于国家义务与个人义务之间的关系问题，因而相对“西方价 值”来说，涉及范围显得更为广泛。因此，它关系到对个人权利的保护，以及国家在保护个人 权利方面的责任问题。但无论“亚洲价值”被如何地界定，它与、或者已经与有关人权观念和 国际人权法的讨论联系在一起。因此，“亚洲价值”与国际人道法、与国际人道法个人在武装 冲突中提供保护以及与国际人道法赋予国家何种责任的问题，一定会被提出来。 这场争论对国际人道法至少会产生两方面的重要影响：第一，国际人道法对亚洲的意义和 在亚洲的实施；第二，也是更广泛地，在关于文化或价值基础上对国际人道法的性质或适用的 影响的讨论。因此，这场争论对国际人道法就不仅仅着重在法律方面提出了问题，因为国际人 道法在适用范围方面具有普遍性；而且在道德或社会价值方面也提出了问题，因为它关系到国 际人道法所反映的共同利益和观念。关于根本的社会或文化价值在多大程度上形成或创造了法 律的问题，也是自然地与公正的观念及其来源相关。但是，无论国际人道法作为人类共同行为 准则的主张，是基于与有效作战行为有关的纯粹实践和（或）实用主义的原因，还是基于与人 类面对的基本行为准则有关的更为理想主义的原因，这场亚洲价值争论都与我们怎样解释创造 了国际人道法的根本一致同意以及这种同意在国际社会的适用有关。 亚洲价值已被定义为强调步调一致、集体主义而非个人主义、社会秩序与和谐、尊重老 人、纪律、家长式统治以及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首要作用，还有与之相联系的“亚洲国家和人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现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太平洋地区代表团悉尼办事处法律顾问。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 法学博士和拉美研究专业文科硕士学位，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学士学位。本文所阐述的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的观 点。 1 甚至有一种观点认为，所谓“亚洲价值”是十九世纪大英帝国的价值，它只是被新加坡的精英们所继承，并不一 定是亚洲或新加坡本身所有的。米歇尔·贝克曼：《亚洲人与维多利亚价值》，载《远东经济评论》，2000 年 3 月 第 30 期，第 32 页。 红十字国际评论 2 民有共同的价值和行为模式”的前提 。与此相反，“西方价值”则被认为与透明、责任、全 球竞争、世界性的观点和实践以及强调个人主动性和个体独立性相联系。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