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的乡土人生.docVIP

浩然的乡土人生 　　我自以为了解浩然，了解他的身世，了解他的为人，特别是熟稔他的作品。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就开始涉猎他的作品，他的短篇小说，我几乎都看过，他的长篇代表作《艳阳天》《金光大道》《苍生》，我也先后一一读过而记忆犹新。然而，当我翻阅了他的三部长篇自传体小说《乐土》《活泉》《圆梦》之后，我仿佛踏入了一方神奇的世界，浩然的形象也似乎模糊与陌生起来，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不可遏制地漫溢、流泻，总想对友人说上点什么的心绪，搅得我陷入了不安与困惑之中。 　　浩然的《乐土》，一改过去（长篇中）过于冗长的叙述品格，而着力于老道的白描手法，惜墨如金，娓娓道来。他将童年的视野投向了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冀东大地，用他那出类拔萃的思想力度，锻造出一把犀利的解剖刀，一招一式深刻地揭示出那个年代的社会背景、家庭环境，以及众多下层劳动者的生存状况、生命形态、传统思想与文化的积淀。我反复掂量后，自以为《乐土》是三部长篇自传体小说中生活底蕴最为丰富，也最为深厚的一部。 　　浩然的童年是多灾多难的多事之秋。他的家乡闹灾荒、闹土匪、闹兵祸，他的出生地赵各庄煤矿同样一片狼藉，民不聊生，一幕幕人间悲剧，不可逆转地震撼着他幼小的心灵，令他终生的刻骨铭心而不得释怀。 　　《乐土》中最为成功的艺术形象，是作者的母亲――一位吃苦耐劳的、处变不惊，敢与命运抗争的劳动妇女，一位安分守己、善良智慧、能里善外的贤妻良母，一位望子成龙、慈爱而严厉，封建迷信与传统美德、文化集于一身的启蒙之师。 　　母亲是勤劳的，而且是超乎常人常理地为穷日子奔波劳碌。一场大水还没有完全消退，低洼地还有齐腰深的水，丈夫又离家出走，母亲便“不声不响地磨快了镰刀，找齐了绳子和扁担”，把小女儿托付给大妈照看，自己在泥水里“折腾了三四天。她终于把没有腐烂的庄稼穗子都剪下来，用背筐子，一筐一筐地运到家晒晾起来……” 　　母亲饱经磨难。家乡横遭兵祸，她带上小女儿跑返；她千心万苦带着小女儿去赵各庄煤矿寻找丈夫；矿难事故中她受过惊吓；返回老家后，她的小儿子被牛顶伤；发丧婆婆的时候受到长嫂的无端指责；当她的丈夫沉沦、被害死后，她忍着巨大的感情和生活的磨难，带着儿女离开了赵各庄煤矿，回到自己的“娘家”艰难度日…… 　　母亲不仅具有反抗精神，而且处变不惊、顽强而果敢。她从小拒不缠足；当她得知家里人要给她找个傻子丈夫时，便毅然逃婚；当丈夫被土匪绑票，她能果断卖房子、卖地、卖牛，凑齐赎金，并只身一人去赎人，就连亲友中的男人也望尘莫及而无地自容。 　　母亲并没有机会和条件上过学堂，但她像一个巨大的聚光镜一样，最大限度地吸纳了传统文化的营养。原本母亲一家是给大户人家看坟的，靠耕种坟茔周围一点点梯田薄地为生，而坟茔又离关道很近，这里经常接触四面八方的“过客”，母亲则有机会“听他们唠嗑，向他们打听新闻，缠住他们说书讲故事。”因而，母亲的肚子里便装下了许许多多的故事。诸如“造人”的故事，“老大和老二”的故事，笃信神佛的老夫妻的故事等等，也就一个个播撒到作者幼小的心田上了，这或许是作者后来义无反顾地圆作家之梦的一种潜在基因吧。 　　然而，《乐土》中的母亲，既不是柔石笔下的《为奴隶的母亲》，也不是冯德英笔下张扬的《苦菜花》中的母亲，更不是高尔基所塑造的《母亲》中的母亲，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又一类“母亲”的典型艺术形象。这一个母亲是勤劳而质朴、贤慧而聪明、果断而勇敢，志气与正气集于一身的形象；同时又是被贫穷的、落后的、荒芜的、愚昧的乡村封建思想和封建迷信严重污染过的妇女。 　　母亲在“我生下来一满月”，就请来一位瞎子先生“给我算命”，并那么虔诚地相信了瞎子先生的话，“断定我命硬，克父母，或被父母克！”“从这以后，逢年过节母亲就烧香、还愿，祈祷苍天。她怕不保险，还给我起了一个别出心裁的乳名：钥匙。”“我估计，当时的母亲误把瞎子说的‘绳索’当成‘锁头’了；以为终日冲我呼叫‘钥匙’，就可以打开锁头，使我逃脱被王母娘娘拉回九重天上的命运，而能永远地留在她的身边。”不仅仅如此，“母亲在短短的时间里，她给我拜认了十几个光棍汉和‘绝户头’的干佬儿。在她看来，因我‘命硬’将给他们带来灾祸，就好似是一件沉重的东西，让别人分担分担……”本来那个农历新年，就是一种让人不快活的冷清和黑暗，“父亲不点花，不放爆竹；母亲不蒸糕，不做豆馅饽饽；我和姐姐两个人跟父母一样，都没有更换新衣裳，还是穿着破旧的棉裤棉袄，甚至不打扫打扫房子，不重糊白窗户纸，不张贴红对联。”当父亲“要熄灭墙壁小窑洞里的油灯时”，我便“连声喊：‘爸爸，别吹灯！别吹灯！’”而“母亲却恼了，隔着被窝狠狠地拄了一下子，很严厉地教训我：‘有你这么不懂事的孩子吗？大年三十儿晚上，说这么不吉利的话！’”“母亲告诫我：‘记住要说止灯，光能说止灯！吹灯是灭的意思，不能说它！’”可见母亲受传统旧思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