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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族政治发展的研究 我国政治发展的 理论研究大致经历了由翻译介绍西方理论，到套用模 拟西方理论，再到重读西方理论，最终走上反思本国 政治发展历程并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道路。 [12]民族 我国政治发展的理论研究大致经历了由翻译介绍西方理论，到套用模拟西方理论，再到重读西方理论，最终走上反思本国政治发展历程并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道路。 [12]民族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路径也不例外。作为一种正向的政治变迁过程，民族政治发展研究从一开始就具有浓厚的主观价值色彩。正因为如此，学界对民族政治发展概念的定义也存在多种解释。周平认为， “少数民族政治发展是作为统一国家政治体系内一个次级政治体系的少数民族政治体系，随着整个国家政治发展的进程，适应少数民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从一种政治关系模式向另一种政治关系模式的转变。” [13]贺金瑞认为， “由于中国少数民族及其经济文化呈现出不同特色经济的特征。民族特色经济和民族文化是各民族适应其生态环境和与其他民族交往的产物，它是民族政治发展的基础。因此， 民族政治发展应包括民族自身、民族与外部关系、民族与国家关系的发展，是民族发展政治学反映的基本范畴。” [14]高永久认为，民族政治发展就是“特定的民族政治系统在历史发展中，结构渐趋分化、政治文化渐趋世俗化、政治参与渐趋扩大化以及政治能力渐趋增强的过程” [15]等等。目前，国内外学术界虽未形成对民族政治发展涵义的统一认识，但学者们对该理论的研究范围却有大致相似的领域，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民族政治稳定问题。在全球化深入推进和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冲击下，尤其在剧烈的社会变革时期，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稳定面临许多新情况和新挑战。如贺金瑞指出， “改革开放以来，是我国历史上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的理论与实践加快发展的时期，也是在社会变革时期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最容易产生、甚至激化各种矛盾的时期。一方面，随着我国国民(包括少数民族成员在内的)生活水平的提高， 以及民族自治地区的经济社会迅速发展，我国的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另一方面，现代化过程给相对较为传统封闭的少数民族地不平衡时民族地区的民族认同意识往往被强化。主要表现是要求维护本民族利益，与国家和各民族的整体利益发生矛盾、甚至冲突，形成一种狭隘的民族认同并瓦解着少数民族成员已有的国家认同，造成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有可能影响政治稳定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比较突出的有这样一些：一是社会失范；二是政治参与的膨胀；三是民族冲突。这些都有可能危及到民族地区的社会和政治稳定。[17] 陈建樾认为， “多民族国家内部诸民族的族际关系， 由于关系到多民族国家的生死存亡，因而一向是当代政治现象中最敏感的事项之一”。[18]因此，加强对变革时期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稳定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贺金瑞认为应从以“国族认同为基础，推动国内各民族与国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各个领域的互动，国家通过积极调整的政策实现全国范围内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 [19]的角度，来实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稳定。朱伦提出，要通过民族共治，达到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和谐。他认为， “中国等当代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政治生活已经超越了传统的自治观念，实际已走上了民族共治的道路。民族共治的理论意义在于它是批判各种片面的和非理性民族政治观念的武器，而实践价值则在于它是建设多民族统一国家、实现民族关系平等、自由与和谐的工具”。[20]王希恩认为， “为了实现多民族国家的和谐稳定，必须建立一种合理的民族关系和民族与国家的关系。这种关系应包括：一是国内各民族都具有平等的社会地位，都可作为平等的社会成员参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二是国内各民族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一体性社会联系；三是组成国家的各个民族自觉认同于同一国家”。[21]王建娥指出， “只有承认并适应族裔文化多样化的现实，承认族裔文化群体独特的民族认同和集体权利要求的正当性，在现行国家的政治框架内创造各民族进入国家公共权力结构的制度空间，制定和贯彻切实保障各民族政治权利的政策，使少数民族能够在各个民族平等地共享国家政治权力和利益的前提下，保持和发展其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并且在现代化进程当中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才能在各民族中间创造出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实现多民族国家社会生活的和谐与稳定” [22]。周平认为，“少数民族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发展和政治稳定问题应该引起重视 ，政治学界应该加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23]方盛举也认为， “边疆民族地区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可能产生一些矛盾问题，为了确保边疆民族地区的长治久安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对影响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政治稳定的主要因素有充分而清醒的认识是非常必要的”。[24]可见，政治发展的同时保持政治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