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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与伊拉克的文化交流 伊拉克对于我国人民来说，并不陌生，因为《天方夜谭》里的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在我国广大读者中早已有口皆碑。但伊拉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度，这个国家的掌舵人的战斗历程如何，是怎样领导伊拉克人民建设自己国家的，恐怕就鲜为人知了。尤其是中伊两国人民在历史的长河中友好往来的佳话也只为少数研究学者所了解。伊拉克位于西亚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是古代文明的摇篮之一希腊文称美索不达米亚，意即两河之间的地方。伊拉克是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在公元前4世纪就有了文字，公元前2世纪创造了古巴比伦文化。 悬圃传说所凝结的故事，传递了来自巴比伦城的信息。巴比伦城宏伟神奇的建筑群，特别是悬空花园和巴塔大塔，在黄河流域的居民中，衍生而为通往悬圃和帝座的传说，巴比伦文化的成就，在异域远方人看来，早已超出了这座古城建筑物的实用价值，而赋予人们的精神世界以一种超越现世的神圣与精妙的感觉。因而建筑物虽在后世的战争中荡然无存，而由此升华的那种盼念永久享受美好生活的期望，却久久未能消失，以一种宗教的感染力，在几百年后的西汉时代还在传诵不已。 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中有一个故事，叙述神奇的统治者吉尔伽美什（Gilgamesh）有一次遇到神牛，把它杀了，于是激怒了主管动、植物和人类繁殖的众神之母伊什塔尔，伊什塔尔要他将功赎罪。吉尔伽美什便出发去寻找不死之药。他渡过了死水，将得到的一种可以恢复青春的药草献给了伊什塔尔。另一部巴比伦传说《埃塔纳》，讲述牧民埃塔纳（Etna）因羊群患不孕症，于是他跨上大鹰，藉鹰翼之力飞向上天，去摘取生育的药草，以便重返地面。柏林博物馆收藏的公元前2500—前2000年的阿卡德圆柱形石章，画面便是这一故事。这一传说和艺术图像可能流传东方。近年发掘的秦都一号宫殿遗址，出土兽身人骑大鸟画像砖，大鸟衔圆珠作奔跑之势，形状亦与鸵鸟相类。长生与不老，是自远古以来人类所追求的永恒的主题。在巴比伦时代，美索不达米亚人尚不知东方有中国。中国人却早在向西方世界寻求财富和可以永远享受的幸福，以拓展自身的知识领域。不死之药的追求，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和亚州西部的关系，在精神生活领域占到如何重要的地位。 鸵鸟在《史记》、《汉书》中称大鸟、马爵、大雀，其译名来自古波斯。“马爵”一词在波斯语斯语中是“大鸟”之意，早期译之为“雀”，可能是因其形似。三世纪末，郭义恭《广志》已译作驼鸟：“安息国贡大雀，雁身驼蹄，苍色，举头高七、八尺，张翅丈余，食大麦，其卵如瓮，其名驼鸟。”直到十二世纪，《岭外代答》才译作“骆驼鹤”，明代又称“驼鸡”。后世译名无论以鹤或鸡相称，都杂有“驼”字。 在巴比伦流行的圆柱形石印章中，有许多狩猎题材的浮雕，其中新巴比伦国时期“逃避猎人的鸵鸟”印，形象逼真，展翅耸尾快步奔跑鸵鸟，正在回首窥视身后的猎人，前方约小一倍的图像，是另一只奔跑的鸵鸟，形象与正面图像相仿。太原金胜村墓高足小方壶上的鸟纹，是一种粗线条简化的同类图像，其来源一定是巴比伦的浮雕鸵鸟，传播的工具是易于传递的石质印章。 而今伊拉克的巴比伦遗址虽已难见往日的辉煌，但它作为古巴比伦文化的象征仍具有独特的魅力！ 中国人民同伊拉克人民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汉武帝曾派张骞出使西域，带回许多有关中亚西亚包括条支国的资料。《史记》中提到张骞第二次出使归来后同皇帝谈起条支国。公元7世纪前，中国人称阿拉伯国家为条支，主要是指现今的伊拉克。唐朝时，称其为大食，建都叙利亚的以白旗为标志的倭马亚王朝被称为白衣大食，而建都伊拉克以黑旗为标志的阿巴斯王朝则被称为黑衣大食，法蒂玛王朝被称为绿衣大食。公元751年，被阿拉伯人俘虏的中国人杜环中国画家舒凡、刘奇和两位织匠月煌律力曾在大食定居过还有一位中国医生曾到过巴格达伊拉克医学家穆罕默德本扎卡利亚拉齐曾向他口授了古希腊医学家盖伦的医著，他用速记的方法记录下来并带回国。 从唐代开始，伊斯兰教即在留居中国沿海地区的波斯、阿拉伯商人中流行。但迄于两宋，其传播规模一直很有限。蒙元时代，中亚各族居民大批徙居内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伊斯兰教徒。伊斯兰教就是在这个时期传播到全国各地的。 伊斯兰一词最早见于汉籍，当为金代，当时译作为移习览。伊斯兰教徒，元代一般音译为木速鲁蛮或木速蛮，汉文史籍经常称他们为回回人。回回起初是宋人对回鹘（回纥）的另一种称呼。宁辽金时代回纥和回回常专指中亚人，这主要是因为宋朝疆土局限于土地，宋人对西域的了解远逊于唐人。而西迁后的回鹘地处中西交通的要冲，所以宋人把途经回鹘入汉地贸易、操与回鹘人类似语言的西域人都视为回鹘人，统称为“回纥”，即回回。 在元代，回回主要是指伊斯兰教徒，但也包括其他西域人，如聂思脱里教徒等。犹太人有时被称为“术忽回回”，信奉东正教的阿速人被称为“绿睛回回”，吉普赛人被称为“回回”，但在大多场合下，还是指伊斯兰教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