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汉语词源学研究.docVIP

《古汉语词源学研究》心得 中国训诂学主要研究古汉语的词源及词汇意义的历史演变，因此首先要涉及词源的探求和解释。词源主要是理解词语的来源，命名理据，音义关系，词义来源等；古汉语词源学就是具体探求语词的音义来源，具体语词的声音和意义结合的理据（所谓理据是指词的意义 结构和语音等要素存在一定联系，这些联系是可以论证的，可解释的，可求的）；词源能成为“学”说明这种现象不仅是确实存在的而且还是大量的。词源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揭示词汇的有理性；汉语词汇研究在普通语言学上具有特殊价值；词源研究也是词汇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它有助于揭示词汇扩张的机制，动因和规律。词源研究的方法主要有：系联，比较，溯源，解释（归因），构拟等；词源研究的依据主要有：上古的声训材料推源探索；文字孳乳变化和文献词形演变；前人的研究成果等。词源学成果的表现方式：逐步建立起一个个局部的词族系统（即同源词）。 以上是我在上完《古汉语词源学》之后对于这门学问的概况的一些了解。从中我的体会是：首先这是一门很古老的学问，古代的语言学家有很多都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并且很有成果，给我们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第二 词源研究是一门科学，它有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不是凭空捏造的，讲求证据；第三 词源研究要求研究者有着扎实的语言学理论功底和对于古籍的深刻理解，同时又要求研究者不能囿于传统的解释而要敢于开拓创新提出新的见解。 同源词的确定有时是非常明显的词汇本身的含义就能暗示词汇之间的同源关系；但一些词由于历史的演变，词汇的含义变得比较隐晦但看含义似乎无法确定他们之间到底是不是同源关系，因此清代乾嘉学派提出“音近义通”说，因声求义，拨开字形迷雾，以语音联系索求文献字义，取得了超迈前人的成就。他们的音近至少包括三方面：第一音位对立所形成的同源词，这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具开创意义的；第二谐声字族之间的相通关系，常形成古今字；第三假借字，清儒擅长破读，英明而妥帖的解决诸多文献难题。清代是中国学术大总结的时代，乾嘉学派提出的“音近义通”说，其实早在《说文解字》的时代就已经萌芽，现代学者称之为声训，黄侃先生曾经指出《说文》“声训则居十之七八”例如《说文》：棺，关也，所以掩尸也。户，护也，半门曰户。葬，藏也。史，记事者也。驸，副马也。胐，月未盛之明也。邶，故商邑，自河内朝歌以北是也。更为普遍的则是刘熙的《释名》（见王卫峰《释名语源学价值论衡》），如《释名》：户，护也，所以谨护闭塞也。胐，月未成之明也等。在魏晋宋元时期又有“右文说”，都是这种音义关系解释的先导。前面我们讲到词源研究中重要的一方面就是探求音义关系，前人与清儒的理论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和实践范例。先前人们都普遍认为声训是不科学的是附会，现在通过成功的实践证明声训是有其存在的依据的，这对于我们探索词源无疑是一次重大突破。这些成功的例子告诉我们以前我们都认为汉字字形的变化是孤立的是不妥的，汉语的变迁必定是语音和字形的双变化，而且很可能是语音和字形的变化时相互影响互相促进的。同时这也告诉我们后人在研究过程中不能有门户之见，应该广泛的汲取前人成果，对于已经有过定论的东西也要敢于质疑，要经过自己的思考之后再下结论，不能人云亦云。 对于“因声求义”的重新认识就促使我们重新检讨“六书”。六书分别是：象形 指事 会意 形声 转注 假借，六书的名称和排序都是有意义的，现行的是所谓的“班序许名”，清儒将之总结为“四体二用”即前四种是造字之法后两种是用字之法，但自古以来就有人不断提出质疑，汉代郑仲将形声称为谐声置于六书之末；近代以来唐兰，钱仲加将六书简化为象形—假借—形声，这对于我们都很有启发意义，对应王宁先生的分类，汉语分为原生阶段，派生阶段，合成阶段，似乎三体论更为切合一些，我们可以大致做出三组对应关系：原生阶段—象形为主，派生阶段—假借为主，合成阶段—形声为主。现在的形声字是最多的但是这是在合成阶段之后才大量出现的，也就是说在造词最为重要的阶段形声几乎没有参与，因此我们可以讲形声不是造字法而是表词法；同时我们意识到假借的重要性，进而意识到语音的重要性（假借的含义），这不仅呼应了上面所说的因声求义而且还告诉我们汉语实际上很早就走上了表音的道路。根据现代语言学的研究世界上绝大多数语言都是表音语言，以前我们坚持认为汉语是独特的，现在看来我们的汉语与其他语言的进化实际上还是很相像的，这位引入现代语言学理论研究汉语扫除了不少阻碍。 为了更好的寻找同源词，我们必须了解汉字的发生与积累的过程。王宁先生在《汉语词源的探求与阐释》（《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二期）一文中给出了很好的解释，她认为汉语词汇的积累大约经历三个阶段，即原生阶段 派生阶段与合成阶段。这三个阶段之间没有截然分清的界限，只是在不同阶段各以一种造词方式为主要方式。王宁先生认为在原生阶段词的音义结合遵循的原则即所谓的“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