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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巴赫金遇到瓦西里耶夫：《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叙事语言浅析 【摘要】本文的对照解读，单取回顾性的反思视角，在巴赫金文化诗学的阐释场域下对文本进行语言形式上的分析。这种分析方式也许带有很强的事后性和附会性，不仅因为瓦西里耶夫在创作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处理可能完全出自本人的无意识，并没有自觉地套用巴赫金的相关理论对小说进行诗化，而且因为巴赫金诗学理论基本上属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时代，与战后苏联战争文学的关联度几乎为零。但本文仍然坚持这样一种看法：巴赫金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既然能在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领域被公认为伟大的经典，则必然存在着经典的共同性，存在着跨时代的对比和阐释空间。用白银时代的文学理论解读苏联战后的军事小说，也不妨被视作一次可能的阅读尝试。 【关键词】审美观照 外位性 对话 复调 从发表日期上看，《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问世于1969年，与故事发生的时间相差27年。从文本所处的文学时代上看，《黎明》创作于勃列日涅夫“军事爱国主义”的时代语境下，赫鲁晓夫时期‘解冻文学”盛行的批判斯大林，揭露社会现实黑暗，讴歌赞美人性美好的文学时尚，逐渐让位于斯大林时代所推崇的英雄主义、集体主义话语。从创作者身份上看，肖洛霍夫、法捷耶夫和西蒙诺夫等亲身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的老一派作家，已经在他们手上将苏联军事题材文学酝酿成形；瓦西里耶夫被定位为50年代初登文坛的“前线一代”，二战是他唯一参与过的历史动荡和唯一拥有话语权的创作资源......凡此种种时间上、背景上、作家经验上的确定性因素，似乎都否定了对《黎明》进行形式主义解读的意义所在。然而不应忽略的是，《黎明》毕竟是一部公认的战争文学经典，“经典之被认为是经典，就是因为它包含了产生经典的时空的意义和再解读的可能性”。小说的艺术美不只取决于题材，还与它叙述题材的方式，展开情节的结构顺序，以及情感语调的运用密切相关。从叙事语言的角度介入这部苏联军事文学作品，也许可以让我们从一个新的侧面认识《黎明》巨大的艺术魅力。 关于两篇小说的情节内容这里不作赘述，本文力图关注的焦点是《遭遇》和《黎明》在语言叙事形式上的可解读、可对读性。按照雅各布森的观点，“倘若一位语言学家对语言的诗学功能不闻不问，或一位文学研究者对语言学问题漠不关心，对语言学方法也一窍不通，他们显然就过时落伍了。”在比较长的时间内，苏联文学——尤其是战后军事文学——的语言艺术性一直让位于政治宣传和精神培养功能，即使是在解冻文学时期出现的大量描写人性，反思战争，刻画普通人心理活动的小说，也往往被忽视了语言叙述形式上的文学特色。通常读者所能接受的文本解读方法是，通过人物形象的描写，故事情节的转折，以及人物在特定情节中所表现出的性格特点，最终理解小说背后的精神思想内涵。这实际上是一种内容层面的介入模式。然而小说毕竟是语言形式和内容故事结合而成的艺术共同体，忽视文本的语言介入，必然会导致理解上的偏置和缺失。因此，对《黎明》这两经典的苏联战争文学作品进行形式主义的解构和剖析，我们或能发现一些长期以来被无意忽略的藏于文本深处的复杂意义。 一、死亡叙事与审美观照 《黎明》中最引人心痛的内容就是五名女兵的相继死去。以往的阅读观点是，女兵的死象征着美好事物的凋零，“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战争对女性的摧残强化了战争本身的罪恶。这种经验实际上基于审美和死亡的分离：读者首先完成了对女兵的艺术审美，然后目睹死亡对这种审美的毁灭。然而不应忽略的是，五名女兵的死亡，与她们的美并不是相对立的，死亡同样也构成人物的审美观照的一部分。如小说中用浪漫主义手法描写的李莎的死： “” 按照巴赫金的观点，“一切抽象的形式因素，只有与有生有死的具体之人的具体价值联系起来，才能成为具体的建构因素。一切空间和时间关系，都是同这有生有死之人发生联系......只有有生有死的具体之人的价值，才能为空间和时间序列提供比例关系的尺度”“所有这些都在反映有生有死之人的生命和张力，当然不是在抽象的数学含义上，而是在情感意志的价值含义上。”如果把这种理论用于审视五名女兵的死，我们会发现正是死亡完成了小说内部结构的外化。人性、英雄主义、反战思想......这些抽象的名词符号通过死亡与女兵的善良、美好、勇敢、无畏结合起来，然后才转化为小说内在感染力的建构要素。小说中反复提到“静悄悄的黎明”、“幽静的森林”、“紧张的鸟叫”、“荒凉的沼泽”......这些意象时空体的交织出现，有序轮回，都以女兵的死为控制线索，即每当一名女兵即将死去的时候，这些意象就会逐渐显出，将死亡的残酷淡化进朦胧飘渺的自然环境，赋予死亡一种美化的表达。读者会感到，文中的女性是那样的美，死亡不仅不能摧毁它，而且甚至会因为触碰到这些美好的人而反过来被消减了罪恶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