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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的成功策略 1、第一招：挟天子而令诸侯 建安元年春，汉献帝流落安邑，献帝虽是个名存实亡的傀儡，但在汉末天下分崩的形势下，依然是最高权力的象征。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臣僚，拥护汉室的正统观念还很强。所以，有头脑、有远见的政治家都想把汉献帝抓到手。从当时的力量来看，袁绍是最具有此条件的。《三国志·袁绍传》斐注引《献帝传》，载有袁绍谋士沮授的一段论述： 沮授说绍曰：“将军累叶辅弼，世济忠义。今朝廷播越，宗庙毁坏，观诸州郡外托义兵，内图相灭，未来存主恤民者。且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 绍悦，将从之。 郭图、淳于琼曰：“汉室凌迟，为日久矣，今欲兴之，不亦难乎！且今英雄据有州郡，众动万计，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若迎天子以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至义也，又于时宜大计也。若不早图，必有先人者也。夫权不失计，功在速捷，将军其图之！”绍弗能用。 　　在决定是否迎纳献帝这一至关重大的问题上，袁绍的确像荀彧说的那样“迟重少决，失在后机”，暴露了“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多谋少决，优柔寡断的致命弱点，拒绝了沮授的建议，而丧失了先机迎纳汉献帝的主动权。沮授的警告和预言算说准了：“若不早图，必有先人者也”，这个“先人者”恰恰就是袁绍的对头和克星曹操。 当时在是否迎纳汉献帝的问题上，曹操内部也发生了一场争议。曹操召集会议，商议奉迎汉献帝都许一事时，大多数都持反对意见，荀彧不以为然，独排众议，主张奉迎汉献帝。荀彧的“奉主上以从民望，秉至公以服雄杰”的战略思考和“若不时定，四方生心”的劝告，同沮授所讲“挟天子而令诸侯”“若不早图，必有先人者”完全是不谋而合。这足以说明，时势如此，英雄所见略同。曹操在这稍懈既逝的机遇面前，果断地采纳了荀彧的建议，奉迎汉献帝。恰逢董承不满韩暹矜功专恣，难以共事，暗地派人请曹操带兵去洛阳勤王。这样，曹操便名正言顺地带兵赴洛阳朝见汉献帝。随即在朝廷任议郎的董昭建议曹操，以“京都无粮，欲车驾暂幸鲁阳，鲁阳近许，转运稍易，可无县乏之忧”为理由，不使杨奉等人生疑。曹操欣然采纳，顺利地将献帝奉迎到许。自此，董昭便成为曹操的心腹谋士。 　　这件事处置得实在果决、漂亮，充分显示出曹操“能断大事，应变无方”，“谋胜”于人的卓越才能。在当时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尤其是袁绍得知汉献帝被曹操奉迎到许，后悔不迭，于是穷思竭虑，又想出了补救办法：以他盟主身分，藉口“许下埤湿，洛阳残破，宜徙都鄄城”，以就全实令曹操把汉献帝迁到鄄城以自密近，便于得机将其控制在自己手上。 曹操根本不买帐，转请献帝发下一道诏书责备袁绍：“地广兵多，而专自树党，不闻勤王之师，但擅相讨伐”，迫使袁绍上书陈诉一番。 　　这正是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策略的妙用。优柔寡断的袁绍丧失了汉献帝这张王牌，处处便受制于曹操而曹操则。由此掌握了天下大权，在群雄中脱颖而出。 　　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曹操能断大事的本领。挟天子而令诸侯，其本质意义是抢占先机，夺取政治、军事上的主动权。现代意义上的挟天子而令诸侯，就是通过联合国来操纵一些事，以便师出有名。像美国不通过联合国而出兵伊拉克，就会陷入道义上的被动，这可筧得上的挟天子而令诸侯的反例。 第二招：建立和巩固根据地 曹操起兵兖州，他始终把兖州作为进一步发展的根据地，成为他可进可退的堡垒。为此荀彧曾劝谏道：“昔高祖保关中，光武据河内，皆深根固本业以制天下，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故虽有困，终济大业。明公本首事兖州，且河、济乃天下之要地，是亦昔之关中、河内也。”曹操接受了这一意见，巩固了兖州，也为他以后战胜其他对手，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所以带兵打仗也好，图谋政权也好，最关健的是要充分估量各方势力，将建立和巩固根据地作为重要的战略来对待。 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曹操称霸天下的非常重要的一招－－建立和巩固根据地。我们都知道，历任称霸天下者的用权各有巧妙不同，战乱时用霸权，太平时用仁权，大局初定时用虚权。显然曹操得用霸权，但要称霸天下必须有自己的根据地。历代农民起义都因流寇作战方式而最终败绩。 第三招：耕战结合，是曹操称霸天下较为实用的一招。 　　　耕战结合，许下屯田。粮食的生产和供应是获取战争胜利的后勤保障，也是强国富民的重要内容。《孙子兵法》讲：“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曹操在为《孙子》作注时也深感“无此三者，亡之道也”。但曹操的高明之处不在于他是否认识到了粮食对战争和治国的重要性，而在于运用什么方法来保证战争和治国都取得的效果。所以他说：“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曹操将屯田的方式作为战争和治国两方面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