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红兵：我原本就是一介书生.docVIP

程红兵：我原本就是一介书生 ? ? ■本报记者 张贵勇 程红兵，教育学博士，上海市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语文特级教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任上海市建平中学校长。 初见程红兵，感觉他有点儿闷，话出奇地少。 但是，就是这个过于内向的“很不起眼”的人，在种种教育乱象面前却迸发出巨大的能量：他曾质疑魏书生的教育管理缺乏对学生个体的关注，疾声呼吁公开课不能再演戏了，抨击“千校一面、万人同语”的中小学同质化趋势，批判当下学校办学过程中存在的“伪现代化”现象……此时的程红兵，是个十足的“教育愤青”。 对于教育批判者的角色，程红兵常常一笑了之。他说，如果真的要追根溯源，可以说是多年阅读的结果。回首50年的人生旅程，他感慨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交给了书，爱书、藏书、看书、教书、写书，就是他生活的主要内容，骨子里“我原本就是一介书生”。 怀念自由散漫的读书时光 “在上饶一中当老师时，学校对老师要求没那么严格，上完课我就泡在资料室里。如果说我有一点读书底子，除了大学里留下的，就是那时读的书。” 程红兵至今很怀念中学时代自由散漫、无拘无束的读书时光。 那时的初中和高中都是两年制。上高中时，《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上海的早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被列为“禁书”。因为被禁止，所以很神秘，“那时候好奇心强，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找同学借。有时不得不干一些体力活，如劈柴、做蜂窝煤等，才能混两本书看”。 高一下学期，程红兵走进工厂，加入学工大潮。工厂的师傅们不敢放手，只是让他们打杂。一些年轻的师傅爱看书，他们借书的渠道也比较多。于是，跟他们混熟之后，也能看到一些不容易借到的书。为了逃避检查，这些书往往披着《毛泽东选集》的封面，里面却是屠格涅夫、马克·吐温等人的作品。阅读时，很有一种地下工作者的味道。 “中学是最快乐、最自由的年代，因为没有考试的压力，不要求读书，反而读了很多书。”程红兵说，大量的阅读使他的写作有了很大的提高，老师经常把他的文章作为范文在班里朗读，“当时心里特别得意”。而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书，他坦言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4本大部头培养了我对语言和文字的敏感，在我心里埋下了一颗文学的种子，让我成为一个纯粹的文学青年，以至于文理分班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文科”。 因为喜欢读书，1978年也就是恢复高考第二年，程红兵成为上饶一中唯一考取大学文科专业的学生。 在大学里，程红兵爱买书是出了名的，买书量在全年级“至少前三名”。师范生每个月有14元饭菜票，后来涨了3元，大多用来买书了。理发不去理发店，而是同学之间相互理，家里每个月给的20元零花钱甚至也都成了购书专款。而今，他家里的藏书已达两万多册，每个角落都可谓“书香四溢”。 20世纪80年代初，正赶上社会流行美学热，程红兵找来李泽厚、朱光潜等著作仔细研读。也就是在那时候，他的文学修养和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功力与日俱增，以至毕业后到上饶一中教语文时，教科书上那点东西教起来游刃有余，剩下的时间大多泡在学校资料室。令他记忆犹新的是，当时管理资料室的陈老师特别关照他，还说：“你想看什么杂志和书，告诉我，反正这个资料室就数你看的书最多。”那时，他最喜欢的杂志是《新华文摘》、《文史哲》、《读书》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的《读书》杂志，他至今仍在订阅，出差时会带上一本，每次阅读都有种回到青春时代的感觉。 “如果说我有一点儿读书底子，除了在大学里留存下来的，就是那个时候读的书。”程红兵说。 批判意识其实是一种阅读习惯 “如果感觉书中某个地方不对劲，我习惯记下来。隔一段时间，再来看自己当初的想法是否正确。如果依然觉得作者说得不对，就搜集资料，写出自己的观点。” 凡是听过程红兵讲课或读过他文章的人，都折服他缜密的推理和严密的论证。这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他热衷的逻辑学。 程红兵坦言，大学4年，对他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就是被誉为“思维的广播操”的黑格尔著的《小逻辑》，“当时100多名同届同学中，我的逻辑课分数是最高的”。教他逻辑课的胡正谒老师是当时江西师范学院中文系仅有的两位教授之一。由于胡老师的推荐，他买来了《小逻辑》，与形式逻辑课对照阅读，还作了详细的读书笔记。深奥的理论部分看不懂，他就画表格，一一对应着去理解。后来读丹纳的《艺术哲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他用的也是这种画表格的方法，“画一画，许多东西就清楚了”。 对逻辑学的研究让程红兵受益匪浅，也让他养成了爱琢磨、关注旁例或反例的思维习惯。在上饶一中教书时，他讲课属于天马行空的那种，学校虽然不管，但有一条非常看重，就是高考成绩。他觉得，任何东西都是有规律可寻的，于是开始研究题型和解题技巧。他把历年高考题目按照知识点和解题规律进行分类。把这些题目分析透彻之后，他没有灌输给学生，而是摆在学生面前，让他们自己发现解题的规律和技巧。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