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临骏：《审问》,社会批评意识的经典.docVIP

肖临骏：《审问》，社会批评意识的经典 波兰电影《审问》，其实是一部老电影，1982年拍摄完成。1990年苏联解体之后，中国的观众才得以看到。而这已经距离影片故事发生的年代—1951年长达近四十年之久了。显然，这是一个关于时代的隐喻。 　　1951年的波兰，距离十月革命胜利已经34年之久，苏维埃社会主义建设如火如荼，社会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但另一方面，铁幕演说之后，冷战氛围和对立情绪却在暗地里酝酿。故事就发生这个时代。 　　影片一开场，令人印象深刻的柔和与明亮，欢声笑语，歌舞升平。歌舞剧团小有名气的演员托尼娅衣着光鲜，由于和丈夫赌气，颇有买醉不归、放浪无拘的意味。如在今天，也许并不奇怪，摩登的都市青年夜生活。 　　托妮娅迷迷糊糊中被人带走。当她醒来，发现自己已经身陷囹圄。阴森恐怖的环境，让人不禁想起革命影片中的渣滓洞。走影至此，观众大多揪心疑惑：怎么回事？她犯了什么罪？什么人把她抓了起来？ 　　原来，和她曾经有过暧昧关系的高级军官被怀疑私通外国，她因此受到怀疑。秘密警察要求托尼娅认罪，并指控高级军官的罪行。托尼娅，当然不明就里，坚称什么都不知道。审问，就此展开。不让她睡觉，脱光衣服羞辱她，将她关进水牢，甚至是以死相逼—最可怕的以死相逼，是枪指着你，“砰”得响了，你仍然活着，倒下的是另外一个人。这个镜头在很多电影中也有。例如“辛德勒的名单”里，德国军官要杀犹太牧师，枪指着牧师的头，开了无数次都失败了，因为枪有问题。看起来荒诞，却可想象当事者头顶枪口的恐惧。 　　纯粹把严刑逼供的过程作为题材，拍成电影，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电影“风声”也是依靠层层递进的悬疑发展和革命同志的情感互动方能取胜。酷刑，只是制造紧张气氛的工具，只是故事展开的一部分。所以，电影“审问”注定是一次不同寻常的冒险。 　　托尼娅最初天真地以为弄清楚就可以走，后来发现远没有这么简单。“不存在对错，只存在是否”的粗暴专政权力的武断之下，想要轻松出去根本是无望的。托尼娅绝望、反抗绝望，既不知道如何面对突如其来的一切，也不知道该如何圆滑应对、自全于外。 　　这不是传统的革命主义题材，并非努力想要塑造一个为理想信念、无畏无惧，而最终献身的光辉形象。导演应该一开始就拒绝这种做法，所以小心翼翼地处理人物的微妙心理变化。即使残酷，这里也不希望有任何的粗浅的道德构建或批判，它试图展示一种理性反思，一种将道德焦虑融合在历史批判与制度批判之中的理性反思。 　　审问的过程中，其实呈现出了两类形象：一个是具体的个人，一个是抽象的“人民”。当然，这并不是泾渭分明、非此即彼的，他（她）们之间有矛盾，更有交叠。这是真实的人性，没有绝对的善恶、对错。 　　具体的个人，首先当然是女主角托尼娅。她酒吧买醉，长袖善舞地周旋在男人的围猎场。这是多么普通的妩媚、肤浅、风流、天真的少女，她似乎从不问政治，从不反抗体制，她只关注瞬间释放的物质享受，也当然不曾敢想有朝一日深陷国家机器的漩涡。有人说，真正的悲剧是一个极平凡的人，没有特别做好事，也没有故事做坏事，但却因为命运的摆布，陷入一种极惨的境况。电影抛出了它的第一个问题，那就是人们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少女，怎样通过炼狱般的审问。 　　即使身处绝境，托尼娅似乎仍然搞不清楚状况，她坚持没有发生的事实不能捏造的朴素信念。就像她所说的，“我没有做过的事为什么要我承认？对于别人我所不知道的事，我不能做伪证。大家在一起只是因为是朋友，没有你们所说的那么多目的。” 　　在她看来，这并非高尚，而是一种体面—为了强加莫须有的政治罪名而进行的一切活动都是矫情和做作。这种论调，其实熟悉米兰昆德拉的人们并不陌生，萨宾娜的经典论断，就是拒绝一切媚俗。只是在这里，问题要残酷多了。同样的时代背景里，同样的秘密警察的辉煌口号：“我们的制度才刚刚建成，我们的事业还处于初级阶段，敌人从事各种活动妄图颠覆我们。这个时候必须要把个人利益、个人情感抛开，是会有个人的牺牲。”托尼娅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们和盖世太保没什么两样！” 　　但是，这种朴素的信念能使她在酷刑和无助中坚定不屈吗？当然没有这么简单。 　　柔弱的个体，在强大的绝境中作出妥协是符合人性的一般预期的。托妮娅，也是一个普通的个体，一个柔弱的女子。但是当她面临无理和荒谬的专政压迫时，她似乎内生出了一种精神的偏执，她试图去说服自己在挣扎中寻求一线微弱的希望之光。监狱主管少校和那后来发生态度转变的少尉，前者的愚昧、顽固、没有底气的虚张声势和后者偶然流露出的人性之光，也许都是促使托妮娅坚持己见的力量源泉。 　　而狱中同室的千姿百态，也促使托妮娅的某种力量的形成。那个反对土地国有被抓的农妇，在窗边种下麦子，麦子竟然长成小苗，让托妮娅不禁联想到希望和新生，但是农妇的突然消失却又让她陷入深深的恐惧，之前的乐观顿时成了对自己的讽刺。哪里有什么希望？人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