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自由“官本位”及学术规范.docVIP

张维迎：学术自由、“官本位”及学术规范 在有关北大教改的讨论中，学术自由、学校的官本位和学术规范是经常被提及的问题。一些对北大教改方案持批评态度的学者强调，大学改革最重要的是推进学术自由，破除官本位，建立学术规范。但在我看来，这些批评者没有意识到的是，他们所主张的这些东西也正是这次改革的目的所在，也只有通过这样的改革，才会有真正的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才能真正打破官本位。 学术自由 对于一个大学或者任何一个以创造知识为目的的组织来说，学术自由都是非常重要的，伟大的思想无不来源于自由的探索。这个道理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大家就都明白。但是学术自由并非一般人理解的那么简单。中国大学教师过去都是“铁饭碗”，应该说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但有学术自由吗?很显然没有。大家这么强调学术自由，无非是感到学术不自由，或者学术自由事实上受到了威胁。那么我们就该想想，这是为什么?从大的方面，跟宏观制度环境肯定是有关系的，就是说学术自由可能来自政府对于学术自由的限制，可能来自学校行政当局的限制，以及目前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某些限制等。但是一般人可能忽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学术自由的限制也可能来自教授队伍自身。 　　 很多人会对此很惊讶，但事实如此。洪堡曾说过这样的话：“学术自由不仅会受到政府的威胁，还会受到学术组织本身的威胁，这些组织一开始有一种特定的观点，然后就倾向于压制其他观点的兴起。”对科学创造最大的阻碍常常来自那些已经功成名就的学者，因为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学术地位，已经有了自己的学术框架，容不得新的思想出现，任何新的思想都被看成是对他的学术权威的挑战。这在全国许多科研机构都是这样，在“家族制”普遍的高校尤其如此。 　　 在我们现有的制度下，即使没有政府的限制、没有学校当局的限制，也还有“家长”的限制。你想想，在婆婆面前，你老是个小媳妇，你能自由地思想和进行学术研究吗?自由创造的前提是自由思想。当你在你的老师面前，想提出一个跟老师不一样的观点的时候，你预期将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他十有八九会不喜欢你，极端的时候甚至可能限制你，或跟你闹翻了。中国高校目前对学术自由的限制很大一块是来自这个。这也是我们必须破除“近亲繁殖”的原因之一，因为在“近亲繁殖”下，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自由。有些人很热衷于谈学术自由，但又反对不留自己的毕业生的改革，这是自相矛盾的。 　　 哈佛大学前校长陆登庭说过这样一段话：“除非大多数年轻教师在试用期内就离开学校到其他地方去谋职，允许学校每年都不断地聘用新的年轻教师，这些人把他们的新思想和他们受到的最新培训带到学校来，否则学校就会很快变得停滞不前。理想的状况是学校各级人员不断更新，在许多领域知识变化迅速的情况下，这一点尤为重要。” 　　 就是说，学术思想只有在开放、竞争的环境下，才可能有自由。看看中国人文历史，都是人才出现流动以后，学术思想创造才会出现。这就像有出息的孩子都是离开父母之后，才变得有出息一样。父母在的时候孩子始终是长不大的。 　　 如果有些人把学术自由理解成喊政治口号，那是另一个问题。但我的经历以及我这些年的观察使我相信目前外界对学术自由的限制可能小于学校体制内部本身对你的限制。尽管存在一些禁区，但仍然有许多非禁区，是我们自己束缚自己拿不出研究成果来。经济学领域就是这样。 　　 当然，终身教职对从制度上保证学术自由也是很重要的。当你拿到Tenure，如果你没有明显的道德过错，任何学校当局都不能因为不同意你的观点而解雇你，从行政方面讲，校长没有权利开除一个因为观点跟你相左或者是你不喜欢的人，这样你才有学术自由。但我们绝不应把终身教职与过去的“铁饭碗”相混淆。这个制度的目的，首先在于选择最优秀的老师队伍，而过去的“铁饭碗”与此背道而驰。 　　 学术自由也与学者本人的学术水平有关。追求学术自由是智者的天性，而“政治上正确”是庸才最好的保护伞。中国有句古话“艺高人胆大”，就是说只有武艺高的人胆子才会大；武艺不高，胆子就大不起来。我们都知道北大中文系的钱理群教授是一个非常敢讲真话的学者，为什么?因为他水平高。如果我们有一半的教授能达到类似钱理群这样的水平，你要让他不自由也不可能。水平不高的人不仅自己胆子小，而且往往喜欢给别人扣政治帽子，用不正当的手段与人竞争。所以，有利于提高教授学术水平的制度客观上都有利于学术自由。 　　 当然，我们不能把“学术自由”理解成学者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任何行业都有行规，学术自由不是说老师想开什么课就开什么课。全世界没有一个大学说老师想开什么课就开什么课。美国的大学许多课程编号甚至几十年不变。你要开新的课得要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