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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经学，另辟蹊径 ——论文中子新儒学的崛起 (李小成( （西安文理学院国学研究所，陕西 西安，710065） [摘要] 在中国儒学的发展历程中，文中子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他在中国南北统一之后，以一位儒学革新者的面目出现于学人的视野之中，这中间的原因值得挖掘，也会对我们研究儒学的发展给予新的启示。 [关键词] 文中子；新儒学；佛学化；玄学化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_3492(2010)12-0001-05 文中子王通，隋代大儒，他以儒学革新者的面目出现在中国学术史的发展中，从儒学发展史来看，文中子是从汉晋经学向宋明理学过度的关键人物，他以不同于传统经学的学术形式，在隋末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至中晚唐形成了儒家子学的复兴。 文中子新经学的出现，既是统一国家的政治需要，也是儒学本身发展的需要。隋统一后，儒学思想应该统一，文中子就肩负起了历史的重任，要行周孔之道，在儒、释、道合流的大文化背景下，文中子要复古，但他并不走两汉今古文经学的训诂释经的路子，而是要直承孔子的“六经”之学，作了《续六经》。在隋及初唐，人们尚未发现文中子之学的价值，故使其书的流传受到局限，逐渐散佚不全。但他的思想到后来毕竟受到了人们的重视，而且直接影响到了儒家子学的发展，宋明理学诸儒兼具经学的特点，皆源于文中子之学。在南北朝到唐的学术演变过程中，文中子具有变革性的作用，并对中国以后学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那么，文中子的新儒学为什么会在南北统一后出现，这其中的深层原因值得探究。 一、儒学的衰落与儒学的玄学化 东汉末年，“及桓灵之间，党议祸起，太学罹难，所诛党人，十九皆太学生也。官学之徒，一时几尽，党人既诛，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废，或隐居乡里，闭门授徒，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1]（P61）此后官学式微，郑玄之学最为昌盛，当时儒学以“郑学”为主流，郑玄的弟子遍布朝野。到三国时期，“郑学”受到“王学”的挑战，儒学内部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论争。 “王学”以魏国著名学者王肃为代表。在学术上，王肃喜好贾逵、马融的古文经学，他曾著圣证论等文，批评郑玄的杂糅今古文之学，而郑玄的弟子孙叔然随即反驳，与王肃展开论战。王肃之学以显当时，因肃与司马氏为姻亲之故也（肃女嫁司马文王，即文明皇后，生晋武帝），并且肃之学力影响难与“郑学”抗衡，乃伪造《孔子家语》、《孔丛子》等书作为他圣证论的依据，以此蒙骗学人。他自己撰著很多，据《隋书·经籍志》卷三十二载有：《周易注》十卷，《尚书》十一卷（《日本国见在书目》作十卷）、《尚书驳义》五卷，《毛诗注》二十卷、《毛诗义驳》八卷、《毛诗问难》二卷、《毛诗奏事》一卷，《周官礼注》十二卷、《仪礼》十七卷、《丧服经传》一卷、《丧服要义》一卷、《礼记注》三十卷（《日本国见在书目》作二十卷），《春秋左氏传注》三十卷，《孝经注》一卷，《论语释驳》三卷、《孔子家语》二十一卷、《圣经论》十二卷、《王氏正论》十卷、《魏卫将军王肃集》五卷等书。[2]（P509—1059）皆列为学官，王肃弟子亦众，加之政治上有靠山，“王学”亦有与“郑学”分庭抗礼之势。但由于王肃的作伪，造成了后世的《尚书》等典籍真伪难辨，给儒术的发展带来了不必要的人为的障碍。 其实，在后汉的今文经学中，就参杂了谶纬迷信的成分，而且由汉章帝主持的“白虎观”会议，又确立了今文经学的统治地位，这样就使得谶纬神学垄断了当时的学术界。后汉政治的黑暗腐败，宦官的专权，对许多儒生来说，靠读经书入仕的路被堵塞了，在朝的儒生与宦官矛盾加剧，终于酿成了“党锢之祸”，经学因此而元气大伤。紧接着又是社会的战乱与动荡不安，图书毁坏亦为严重，《后汉书·儒林传序》云：“是则东汉诸帝之所藏，班固、崔寔之所校，凡缔聚于百年者，皆荡扫于一时矣。”[3]（P2546）经籍的损毁可见一斑。 到三国西晋时期，儒学有所恢复。魏文帝曹丕黄初元年（220年），恢复太学，修复熹平石经，由采集遗亡图书，藏之秘府。秘书郎郑默整理图书进行分类，著有《中经》。丕好文学，令诸儒撰《皇览》，齐王曹芳爱好《论语》，多次太牢祭孔，又于正始年间刻“三体石经”（古文、秦小篆和隶书）。蜀汉初年，亦设太学、博士，各州有典学从事。蜀地虽小，亦有儒学名士。如许慈善郑学，所治《尚书》、《易》、《论语》、《毛诗》、三《礼》，极为广博。胡潜治《丧服》。来敏善《左氏春秋》，尤精《仓颉》、《尔雅》训诂，为蜀汉典学校尉。东吴亦重儒学，黄龙二年（230年），立都讲祭酒，后又置学官，立五经博士，“核取应选，加其宠禄；科见吏之中及将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业。一岁课试，差其品第，加以位赏。” [4]（P1158）文献虽有记载，至于是否实行，难于稽考。东吴儒生张昭著有《春秋左氏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