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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嵩阳书院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嵩阳书院位于登封市区北部，嵩山之阳，是我国创建较早、影响较大的书院之一，与湖南岳麓书院、江西白鹿洞书院、河南睢阳（应天府）书院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书院。宋代书院讲学以义理修养为核心，教育与学术研究相结合，成为学者传道授业的新领地。作为中国新儒学“洛学”的发祥地之一和古代书院的典型，嵩阳书院具有很高的历史地位，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和教育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嵩阳书院的历史演变 　　嵩阳书院前身是北魏孝文帝时期创建的嵩阳寺，为佛教活动场所。隋炀帝大业年间，更名为嵩阳观，成为道教活动场所。唐弘道元年（683年），高宗李治与武则天以嵩阳观为行宫，更名为奉天宫。后唐时期部分士人在嵩阳观聚徒讲学，其为嵩阳书院讲学之始。后周显德二年（955年），改名为“太乙书院”。 　　北宋至道元年（995年），太宗赵光义向太乙书院颁赐印本九经书疏，后又御赐“太室书院”匾额，遂将“太乙书院”改为“太室书院”，设置校官。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真宗向太室书院赐九经诸书。仁宗时期赐名“嵩阳书院”，并赐良田。神宗熙宁、元丰时期，嵩阳书院名声日隆，生众达数百人。当时，“洛学”创始人程颢、程颐来到嵩阳书院、崇福宫讲学，主要用“洛学”观点宣讲《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书，各地学者慕名而来，如“群饮于河，各充其量”，嵩阳书院因此声名大振。司马光、范仲淹等名流都曾在书院讲学，一时间，四方前来求学者甚众。南宋吕祖谦《白鹿洞书院记》云：“国初海内向平，文风四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宋人把嵩阳书院列为四大书院之首，以此作为新儒学——“洛学”的发祥地之一。 　　金、元至明代，嵩阳书院由盛转衰，明末毁于兵火。现存建筑多为康熙年间登封知县叶封重修。乾隆后期至清末，书院活动几乎陷于停顿。解放后嵩阳书院获得新生，不但整修了藏书楼、崇儒祠等建筑，也保护了大批珍贵文物，治理、美化了环境。2010年7月31日，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包括嵩阳书院在内的中国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二、嵩阳书院是理学先导“洛学”思想传播的重地 　　宋代理学，是儒学发展的新阶段，引领了当时学术发展的新方向。孔子开创的儒家学说，是中国封建社会教育思想的主流学说，也是嵩阳书院教育的重心。嵩阳书院在学术思想上对后世影响最大、最深远的是二程“洛学”，具有高度的创新性。二程受教于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后来长期在嵩阳书院讲学，程颢还为嵩阳书院制定规制（包括教学目标、学规等）、课程等规条，吸引了众多学子（《二程遗书·明道先生行状》）。程颐“平生诲人不倦，故学者出其门最多，渊源所渐，皆为名士”（《宋史·道学传》）。经过二程的改造，融儒、佛、道思想于一体，围绕社会、人生、自然深入探讨的儒学新学派——“洛学”诞生了，并与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和朱熹的“闽学”共称宋代理学四大学派。二程弟子在各地讲授传播“洛学”，从而形成一些地域性学派，如“事功学派”、“湖湘学派”等。金军南下时，二程弟子谢良佐流落到江南，将洛学传给胡安国，胡安国传给其子胡宏。后张栻拜胡宏为师，得洛学真传，熔家学与胡宏之湖湘学于一炉，集大成为“湖湘学派”。作为理学先导的“洛学”，首创于二程，经其弟子杨时一传罗从彦，再传李侗，三传至南宋朱熹，由朱熹集大成而为“闽学”，共同构成了“程朱理学”体系。后来又发展为“宋明理学”，长期被奉为官方哲学，影响元明清社会达六七百年之久。 　　二程的学术观点及其实践的传播，多在嵩阳书院。其基本思想是：“理”（或“天理”）是自然界、人类社会的最高准则，“万物皆有理”；由“格物”即穷人类社会之理而达到“致知”，“致知”分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性即理”，由于“气禀”不同，人有善恶之分，改变气质需“明天理，灭人欲”。“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主张“以诚敬存之”。可见，二程汲取佛、道思想进行儒学创新，将本体论、认识论、人性论有机联系起来，创立了理本论的思想体系。冯友兰先生曾指出：程颢是以后心学之先驱，而程颐是以后理学之先驱。 　　三、嵩阳书院是创新文化传播的重要平台 　　嵩阳书院藏书楼拥有大量藏书，以配合教学，同时还自行刊刻图书。清初时，书院藏书已达一万余册，分别为皇帝赐予、私人捐赠、书院购置或刊刻而来，并制定了严格的收藏、借阅制度。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河南巡抚王日藻捐银重修了藏书楼，各地又送来不少书籍资料。 　　嵩阳书院先后云集了大批学者，在扩大儒学影响、发展书院教育、继承文化遗产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据《嵩阳书院志》、《登封县志》等记载，自五代到清朝，庞式、范仲淹、司马光、程颢、程颐、杨时、王守仁、湛若水、耿介、窦克勤、李来章等一时名流，都曾在此讲学。其中，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