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西方可转换公司债券融资动机理认引发的思考论文.docVIP

　　由西方可转换公司债券融资动机理认引发的思考论文 .freelanagerial discretion）。如果企业是有效率的、并且希望股价最大化，那么自由现金流量应完全交付股东，这样可以降低管理者的权力，避免代理问题的产生，同时如果管理者试图通过发行新股来融资的话，他将会在更大程度上受制于资本市场的监督和约束。但是对管理者来说，如果将这些现金支付给股东，将会减少他们所控制的资源，从而减弱他们的权力，还不如投资出去，这可能会违背公司价值最大化原则而实现个人目的的行为，因此会出现过度投资问题和投资不足问题。同样，管理者还可能由于过于顾虑企业财务杠杆所产生的破产成本以及自身相应的在职损失等因素，导致投资不足的问题的产生。 2.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代理成本 Green（1984）提出在风险转移假说下，提出当公司采取正的净现值（NPV）投资计划或是采取的投资策略可使财富自债权人移至股东身上时，公司股东财富可以提高，这将造成债权人和股东间利益冲突的代理成本，即债务代理成本（Agency Cost of Debt）（这里假设管理者代表股东的利益，进而也是管理者与债权人之间的代理成本），主要体现在资本替代方面。 由于股东的求偿权在债权人之后，股东只有剩余求偿权利（residual claim），并且股东可以获得分红的好处，而债权人只能获得固定收入而无法分享公司盈利带来的收益，因此股东有过度进行高风险投资的诱因，以高风险投资代替低风险投资。以达到股东价值最大化。当公司的权益价值不确定性越高时、资本不足时，资本替代问题越明显。假定某个公司同时具有一个高风险和较低风险的投资项目，需要通过发行债券融入100万元资金，如果采纳高风险的投资项目后，公司价值为200万元，相应发行者所发行的债券价值在二级市场上由于风险较高而被定价为80万元；如果采纳风险较低的投资项目后，公司价值为210万元，发行者所发行的债券价值在二级市场上被定价为100万元。发行者在发行债券时声称用于低风险的投资项目，而资金实际应用在高风险的投资项目上，这样，由于选择高风险投资项目使债券价值在二级市场上下降20万元（100万元-80万元），这20万元的风险就转嫁给了债权人。对于股东来说，采纳两个不同风险的投资项目后，所带来的股权价值不同。高风险的股权价值为120万元（200-80——120万元），低风险的股权价值为110万元（210-100——110万元）。因此虽然采纳高风险的投资项目后的公司价值不如采纳低风险的投资项目后的公司价值大，但是却可以通过把风险转移给债权人的方式使股东价值增加得更多，从而产生资本替代问题。 为了同时解决管理自由的代理成本和债务代理成本所造成的资产替代问题，Green（1984） 提出将转换条款纳入到公司的直接债务（straight debt）中。因为可转换债券的投资者，可以通过行使可转换权将可转换债券转换成发债公司股票，从而成为公司的股东之一。因而稀释了股东自风险性投资而取得的报酬，投资者可以通过调整可转换债券转股后的股权比例，来控制代理问题，抑制资本替代的行为的发生。因此，当一个公司面临的负债代理问题越严重，就越有发行可转换债券代替直接负债的动机。 另外，由于可转换债券兼具有债权性和隐含的股权性。当上述两种代理成本同时存在时，可以通过设计可转换债券的条款，使可转换债券表现出偏债权性或偏股权性。即股权式可转换债券和债权式可转换债券，以极小化这两种代理成本。 （二）“后门权益”理论（Back Door Equity） Stein（1992）提出举债能力差的公司，为避免融资成本再提高，公司不会再发行负债型证券，取而代之的，公司会选择发行权益证券融资以降低杠杆。因此投资人了解当公司选择发行权益型证券时，代表股价是被高估的，也就是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与财务危机成本。因为高成长机会公司、高杠杆公司和高获利投资机会公司通常拥有高财务危机成本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公司为避免再提高财务杠杆与减缓发行权益证券所代来的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成本，会选择发行可转换债券以降低整体融资成本，所以“后门权益”理论预测可转换债券为股权融资的替代品。 1.信息不对称问题（Asymmetric Information Problems） 不对称信息是相对企业管理者，如经理人和普通投资者而言，即经理人员通常能比普通投资者掌握更多、更真实的企业信息，经理人员能直接接触乃至操纵企业的有关信息。而投资者只能通过某些公开渠道，如电视、报刊和杂志等了解企业信息。因此，公司决定融资顺序和资本结构时，应考虑投资者对企业价值的不同预测。 2.财务危机成本（Cost of Financial Distress） 由于财务危机成本的存在，一个大量举债的公司，只有预期对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