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尔摩斯在中国论文.docVIP

　　福尔摩斯在中国论文 “福尔摩斯”这个名字，在中文世界中至今家喻户晓。一般华人读者恐怕早已忘了这位英国大侦探的原名Sherlock Holmes （当年哪一位始作甬的译者把Holmes中的“霍”音译成“福”，也有待语言学家考证）。学术界研究福尔摩斯的人也不多，我在此首先要推荐学界里面研究这个问题的几位学者：一位是我在哈佛大学的同学金介甫教授（Jeffery Kinkley）,他在2000年出版的英文书Chinese Justice, The Fiction中的第三章1，就专门研究福尔摩斯和他的模仿者，可以说是在英文的学术著作里面，对这个问题探讨得最全面的了。另外一位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孔慧怡（Eva Hung）女士，她曾经写过一篇非常精彩的论文.freelan in ayrice Leblanc），后者的二流侦探小说《亚森罗苹探案》亦轰动异常8（见后文）。我最近参阅施蛰存先生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的翻译卷二册，内中所选的作品至少一半是侦探小说，当然尤以福尔摩斯探案最多。 柯南·道尔之写侦探小说，目的就是赚钱，换言之，他走的就是通俗路线。他的第一本探案《血字的研究》起先被伦敦的一家出版商拒绝，后来一位美国的出版商到英国求才，请了他和王尔德（Oscar an in）研究波特莱尔（Charles Baudelaire）和资本主义都市文化的方法启发。 然而，柯南·道尔小说中福尔摩斯所居住的都市是伦敦，不是上海，也不是波特莱尔的巴黎。伦敦和巴黎不同，所以本雅明谈到波特莱尔翻译爱伦坡的侦探小说，也从巴黎扯到伦敦，他甚至说伦敦的雾为侦探故事提供了一个好背景。他又提出爱伦坡的一篇小说叫作《群众中的一个人》，里面讲到叙事者坐在街上看一个人，好象要犯罪，就跟着这个人后面观察，直到这个人在群众中消失，却没有发生什么事。22这个故事恰好印证了本雅明所谓的“都市漫游者”和街上的“群众”（croarket），都描写得十分仔细。程小青从来没有出过国，当然也从来没有到过伦敦，他为什么把这个大英帝国的首都地图研究得如此仔细？原因是什么？除了增加写实效果外，是否还有其他因素？是否可以引伸证明他心里已被大英帝国所殖民？ 三、中国的福尔摩斯 为了推敲这个“后殖民”理论引发出来的问题，我们还须要参照程小青的另一系列而且篇幅更多的《霍桑探案》27。他似乎觉得仅仅假造福尔摩斯的故事还不够，一定要创出一个中国福尔摩斯出来，霍桑（原名霍森）这个人物因而出笼。此时（约1920年代）程小青早已小有名声，霍桑小说的出现，使他更加名声大噪。妙的是不久霍桑也遇到了他的对手——“东方亚森罗苹”鲁平，是另一位才子孙了红写的28。于是这场“龙虎斗”真的在中国通俗文学的领域中展开了。 此处我不拟多谈孙了红创出来的鲁平——他是一个侠盗，出没在都市和城乡之中——而想继续追踪霍桑，为的是要把霍桑和他的原型福尔摩斯作个比较。 我们从霍桑的一篇探案《血手印》（名字似乎在模仿道尔的A Study in Scarlet）中可以看出：霍桑身高五尺九寸（福尔摩斯则身高六尺），体重一百六十磅，他住在上海爱文路七十七号（今北京西路），而他的朋友包朗则已结婚，是个作家，偶尔也拉小提琴，但不吸吗啡。二人共通的特色都十分爱国，甚至连抽烟都用国货（黄金龙牌）。二人的正义感极强，反对迷信，但霍桑更揭橥一种道德和人情更高于法律的中国传统。学者谭景辉更认为霍桑富有墨子的精神29。金介甫却认为程小青新创的侦探小说反映的是一种五四式的新文化价值系统。这两种说法，我都不全然同意。 从一个模仿福尔摩斯的层次而言，我认为霍桑这个角色更近似“后殖民”理论家Homi Bhabba所谓的“模拟”（Mimicry），即被殖民者学他的主子，外表惟妙惟肖，但独缺肤色，而且也有“主体性”（Subjectivity）的问题。霍桑故作爱国，可能是矫枉过正，或者说作者故意把霍桑的“中国性”加强，以说服读者，然而他的洋化和西化的一面，则显然是福尔摩斯的翻版。正因为霍桑在造型上的混淆，所以我觉得整个效果我觉得远远比不上程小青的“伪作”《龙虎斗》。既然是假造，他可以尽量放手造得几乎以假乱真，而真正创出一个中国侦探的时候，却反而有点虚假。而且，程小青为了研究侦探学和犯罪学，上了美国函授学校，所以在小说中拼命提倡这两门新学问，反而使得情节松散，不能一气呵成。 霍桑探案的致命伤，我以为是它的背景——上海的都市文化——描绘得不够深入，更没有爱伦坡或波特莱尔的反思。换言之，上海这个大都市——或其中的一部份，应该是罪恶的渊源或颓废的所在地，是霍桑应该深入探讨的“虎穴”。然而情形适得其反，霍桑探案中的犯罪案件不少发生在其他小城或乡下，即使发生在上海，譬如《舞会魔影》，对上海的阴暗面描写反而不足。诚然，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探案，对颓废和社会阴暗面的描述也不深，但用的是一种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