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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法与人权的历史关联与理性反思论文 税法与人权的关系并非一日而成，它是一个历史积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税法与人权的关联经历了从古代税法对人权的反动，西方近代人权观对税法的冲击，最后到各国税法与人权和谐的历史轨迹。这一过程所 税法与人权的关系并非一日而成，它是一个历史积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税法与人权的关联经历了从古代税法对人权的反动，西方近代人权观对税法的冲击，最后到各国税法与人权和谐的历史轨迹。这一过程所揭示的正是人权推动税法的进步以及税法保障人权实现的互动趋势。 一、税法与人权的历史关联：从反动、冲击到和谐 1.古代税法对人权的反动回顾我国古代历史，各个封建王朝的税法制度与人权理念冲突不断 《淮南子 #8226; 兵略训》载秦朝时期“二世皇帝……兴万乘之驾，而作阿房之宫，发闾左之戍，收泰半之赋。” 颜师古注《食货志》亦云：“泰半，三分取其二。”也就是说秦民把亩产的三分之二以上的粮食交给国家作为田赋。 1广大农民在秦王朝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下，生存权受到巨大的威胁。大量的农民“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进行反抗斗争。公元前209年的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更是吹响了秦朝灭亡的号角。 唐朝是我国封建时代最强盛和统治时间最长的王朝之一。然而至其后期，由于对藩镇和边疆各族战费的支出，官僚机构膨胀以及统治集团生活奢侈等原因，政府的财政支出日增，不断加重赋税。初行两税法时，规定定税计钱，折钱纳物；但由于铜钱的流通额不能满足社会需要，致使钱价不断上涨，物价不断下跌，即使税额不变，纳税者的实际负担也在增加。懿宗以后，政府的财政危机严重，经常向农民预征两三年的赋税，使农民的负担更加沉重。有些地主把他们的赋税以各种方式转嫁到农民头上，甚至兼并了农民土地，仍要农民交纳赋税。破产逃亡户的赋税也被官府强加到未逃户身上，这就使未逃户也走上破产逃亡之路，造成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终于导致公元874年黄巢领导的农民战争，并给唐王朝以致命一击。2 到了清朝时，除正赋地丁银和漕粮外，清政府还征收盐税、茶税、渔税、牙税、契税、当税、关税等各种名目的杂赋。乾隆、嘉庆以后，清政府的赋税岁收总数可达到四千几百万两之多。 其实回顾每个朝代，在其建国之初都是“攒造黄册，以定赋役，核隐漏，清逃亡，法例甚详”。但随着政局的稳定，经济的复苏，统治者侵吞人力、物力的劣根性日渐暴露无遗，他们随意地过量征收赋税和摊派徭役，剥夺普通百姓最基本的人权。因此，尽管历朝都要更新创制赋役法制，但最终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古代税法对人权的反动。 2.西方近代人权观对税法的的冲击 封建时代的所谓税法大多不过是君主随意下达的圣旨而已，远非近代法治的范畴，随着人权理念的发展，西方近代税法开始与人权发生激烈的冲突，并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导火索之一。 在英国，查理一世任国王期间（1625—1649年），因在与西班牙、法国的战争中发生了财政困难，未经议会同意强征关税，尤其是在伦敦及其它港口城市以沿岸警备为名，命令各地提供船只和船员，称之为“船舶税”，对此，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英国议会与国王进行了斗争。斗争的结果是在1629年的《权利请愿书》中规定，“没有议会的一致同意，任何人不得被迫给予或出让礼品、贷款、捐助、税金或类似的负担”，从而在早期的不成文宪法中确立了税收法定主义。然而1640年查理一世为了通过税收来筹集对付苏格兰军队的军费不得不两次召集议会，由于议会与之相对立而导致英国内战的爆发，并将查理一世推上了断头台。 与之类似，引起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原因之一，是在数百年来的旧制度下，农民的负税过重。自路易十四以来形成的专制传统，国王的权力是无限的，他可以随时制定或修改法律，任意决定其臣属的命运，任意对人民横征暴敛。1787年11月，国王路易十六亲临巴黎高等法院，要求强行通过一项借款和课征新税的计划。国王的专制和残酷激起了人民的反抗。1789年7月14日，巴黎的市民攻克了象征封建统治的堡垒——巴士底狱，反抗的怒火由此遍布法国的城镇乡村，农民冲进领主的馆舍，要求领主交出承担纳税义务的文件，并当众烧毁。8月4日，国民议会通过决议，废止一切免税特权、封建租税等封建制度。作为革命成果，8月26日，宪法制定会议通过了《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以法律形式完成对人权的保障。 从近代西方税法与人权理念的冲突历程来看，人权理念的不断发展作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在与税法制度的一次又一次的冲突与对抗中，将税法中的专制性、特权性、剥削性等因素逐一剔除，从而最终使得税法从封建专制统治和皇权暴政肆虐的工具转化为以关注、保障人民权利和制衡强权的利器。 3.现代各国税法与人权的和谐 从前述考察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方近代税法与人权的冲突主要与宪政制度的确立紧密相连。可以说离开了宪法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