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论在法理学研究中的运用初探论文.docVIP

　　系统论在法理学研究中的运用初探论文 .freelen）、G.托伊布纳（G.Teubner）和K-H.拉迪亚（K-H.Ladeur）等人关于法律的系统理论。卢曼认为社会不是个人或主体的集合体，而是“系统/环境”的关系，法通过限定人们的期待——使迄今为止所做出的决定或今后将要做出的决定具有连续可能性的“意义”，并使之结构化，成为旨在缩减世界复杂性而功能分化了的社会系统，5他试图将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法律的自我描述与社会学的关于法律的外在描述结合起来，既强调法律系统的统一性（unityoflegalsystem）、封闭性（closeness）、独立自治（autonomy），又突出法律与社会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提出了一整套较为完整的系统法学理论。托伊布纳和拉迪亚在卢曼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有所发展，特别是托伊布纳提出的法律“自创生”理论较有特色，他认为法律经历社会弥散法、部分自治法和自我创生法三个发展阶段，作为自我创生系统的法律（La）是一个次级控制论系统，它以自我关联的方式构成各个组成部分，并以超循环的方式把它们连接在一起，法律的各个组成部分自我生产，法律规范与法律行为相互产生，构成超循环连接。6托伊布纳还积极开展德国的系统理论与英美批判法学之间的对话，并认为英美批判法学停留于法的解构，而卢曼和自己的系统理论则同时也是法的重建理论。7我国法学界对系统论的运用是与系统论思想在我国的传播同步的。虽然钱学森在五十年代就著有《工程控制论》一书，但直至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西方的系统论思想才在我国传播开来并受到重视，与外国相比，我国对系统论的运用起步较晚。在1979年举行的一次系统工程会议上，由钱学森首次提出了“法治系统工程”的概念，此后，吴世宦、常远等一批学者就法治系统工程问题展开了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以吴世宦的《论法治系统工程》（1986年）和《法治系统工程学》（1988年）等为代表的一系列专著和论文相继发表。1985年和1988年，先后召开了两届全国性的法制（治）系统工程学术讨论会，推动了这方面研究工作的开展。进入90年代后，法学界出现了用系统科学的方法运用于具体部门法学的倾向，如何秉松的《犯罪构成系统论》（1995年）、熊继宁的《差异、变化与耦合》（1999年）和龙宗智的《相对合理主义》（1999年）等专著就是运用系统方法于刑法学、行政法学和刑事诉讼法学所取得的成果。8《现代法学》杂志自1999年第5期开始开辟了“法治系统工程”专栏，也刊发了一系列在部门法学中应用系统论方法的研究文章。 二、系统论视角下的法律观 将系统论运用于法学研究的思路有二：一是将它运用于法的基本理论研究，从系统论的视点出发来观照法的基本范畴，提出一套系统论视角下的法的分析框架；二是着眼于其技术应用，在具体操作层面上运用系统方法，如法治系统工程、应用法学中的系统研究等。前者是运用系统思想建立一种法哲学，而后者则是用系统方法解决具体问题，二者同等重要。但我们也应看到，由于系统论是有别于经济的、社会的或语义的分析方法的一种全新的分析范式，而每种分析范式都会有自己的一套分析范畴、语言和逻辑规则，因此准确定义系统论中法学的基本范畴，确立一种系统论的法律观，也就是上述第一种研究方向就成为全部系统论法学的基石。德国法学的系统理论所做的正是这种努力。但我国二十年来的系统法学研究则几乎全部集中于后者，在笔者所见相关研究成果中，真正运用系统论于法理学研究的极少。在未确立起系统论范式下的法学基本范畴和分析框架的情况下，直接运用系统论于具体操作层面，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造成在研究的出发点即在基本理论范畴上仍不得不沿用非系统论的模式，从而限制和影响了系统论原理的运用，这是当前我国系统法学研究的一个很大的制约因素。 因此，要想在法学研究中引进系统论，希望以一种新的思想范式丰富法的理论，促进法学发展，就必须建立系统科学视角下的法律观，即要建立系统论的法理学。 任何一种理论都是从其最基本的范畴出发的，“法”这一基本范畴是一切法学理论的根本出发点。建立系统论的法理学首先必须对什么是“法”做出回答。 一般说来，基本范畴的确定是一门学科得以建立并发展的基础，但就法学而言，自其产生以来，对“法”这一法学最基本的概念却从未取得过一致的意见，正义说、理性说、神意说、主权者命令说、社会控制工具说以及阶级意志说等等不一而足。这似乎是法学的尴尬，但从另一方面看，恰恰也正是由于对法律的这些种种不同的解说，才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法学流派，促进了法学的繁荣与发展。“法”这一范畴成了法学理论的全息图景，是一切法学理论的立足点。那么以系统论的分析范式，如何解说“法”这一范畴呢？ 这必须从系统论的基本原理出发。热力学第二定律是系统论思想的基石之一。热力学第二定律认为：一个孤立的系统，其熵增不小于零，也就是说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