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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生产力是制度约束的生产力论文 .freeles1973）。但作为分析的理论抽象必须把研究对象与其外部条件分离出来，这是理论体系的逻辑要求。制度对生产力而言正是这样的外部条件，但这不能说制度就是生产力。如果把这样的抽象看作是制度也纳入了生产力本身则无疑是对理论体系的误解。本文提出的“制度约束的生产力”正是建立在以上考虑之上，同时这样的提法也和“主流经济学”的“条件约束最大化”的思想一脉相通（孟庆琳，蒋景媛，2001）。 “生产力的制度约束”具有“二重性”，既有其绝对性的方面，也有相对性的方面。就绝对性方面而言，“资源的潜在总量是一个常数”是一个可以被接受的前提。另一方面，技术变化、制度变革是需要时间的，因而遵照经济学的一般说法，在“短期内”这些约束都是固定的，因而是绝对的。其次，就相对方面而言，即使潜在的资源是有限的，但人们发现的资源和可利用的资源则是随技术的发展而发展。因此，从今天的眼光看原始生产力的不发达仅仅是技术原因。技术并非天生就有，而是长期积累和创造的结果，这使从“长期看”的生产力约束具有相对的和演进的性质，并带有时代的特征。 生产力制度约束的二重性往往给生产力研究带来混乱。当我们从长期的、历史的观点回顾生产力发展的过程时，我们发现任何绝对的约束都不存在，人类技术进步的步伐可以把我们带到任何理想王国，这可能是技术乐观主义的根源。另一方面，当我们用“现有技术条件不变”的“外推法”预测未来时，我们无处不发现生产力约束的刚性，特别是资源约束的刚性。我们不能更富有，只是因为我们没有更多的土地、更多的资本、更丰富的矿藏，这往往是经济悲观主义的来源。从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到20世纪70年代梅多斯的《增长的极限》和今天的《超越极限》无不是这种看法的反映。我们无意于评价“悲观论”、“乐观论”或“谨慎乐观论”的是是非非，我们强调的是“二重性”：无论如何发达的技术在特定的时期都不可能突破资源和自身水平的绝对限制，而另一方面只要给定发展的需要任何界限都有可能被突破，因而单纯讨论发展观的价值取向是没有实际意义的，重要的是要了解生产力发展约束条件的具体形态和性质，正是这一形态和性质决定了生产力的动态过程和发展路径，并把绝对性和相对性连接起来成为一体，而不是抽象的对立。这也是我们提出“约束条件”的本意。 对生产力约束条件的分析并不新鲜，任何生产力的研究都潜在的含有自己的约束条件，这是不言而喻的。例如“原始生产力”、“机械生产力”等都隐含着自己的约束条件，但我们提出生产力约束条件的概念仍然是有意义的。这首先是因为潜在的约束条件是一个不明确的、没有清晰界定的概念，这样的概念不可能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其次，所有迄今为止的潜在约束不足以理解生产力发展过程，特别是无法说明“绿色生产力”的发展条件和发展过程。在我们看来当今生产力正处在一个转型时期：生产力正在从资源约束和技术约束为主的发展形式转向以制度约束为主的发展形式，或正在从以自然规律为主的约束形式转向以行为规则为主的约束形式。例如，对技术的专利保护、对环境的法律保护等生产约束正在加强，而市场保护、垄断特权等市场准入限制正在减弱，这些行为约束的制度正在重新塑造生产力发展的形态，因而也是对生产力经济学提出的新挑战。 二、绿色制度约束的特点 绿色生产力要求的制度约束，有其自己的特点，简单概括如下： （一）制度约束是绿色生产力的必要条件 环境是“公共领域”（巴泽尔，1997），至少在目前多半如此。如果遵循经济人的假设，环境对生产者来说仅有“外部性”的意义，也就是说他损害环境不用付应有的成本，改善环境得不到应有的报酬。因而不可能指望生产者有积极性生产“好环境”，生产“好环境”只能依靠制度约束的作用。这里原因有二。 其一，没有对损害环境和生产负作用的制度限制，“黑色灾难”、“灰色灾难”等环境问题必然会发生。这与其说是推论不如说更是事实。几乎在所有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都出现了环境日益恶化的现象，到今天环境问题已成为困扰全球的大难题。另一方面，环境有所改善的国家无不是建立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的结果，对此我们相信举不出相反的例子。 其二，规范经济人行为只能靠非经济人来施行。制度本身是公共产品，不是经济人，因此可以用来约束经济人的行为。制度是公共产品的认识如今已被广泛接受，其含义是指发明制度者无法使制度的使用具有排它性和非竞争性。因此发明和建立这样的制度当然属于非经济人的行为，“制度不是经济人”的含义也在于此。但本文更着重强调的是：制度存在的充分必要条件在于规定人们有关“外部性”的行为。首先，经济人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人，个人没有必要为自己制定额外的“制度”限制自己追求最大化的行动，他要遵守的仅是“资源约束”、“技术约束”等自然规律。另一方面别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如果不产生外部性，则别人的行为与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