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世界使命”何去何从？论文.docVIP

　　美国的“世界使命”何去何从？论文 ..毕业 黑格尔说过，历史上重大事件都出现过两次。恩格斯补充说，第一次以正剧方式出现，第二次是以喜剧形式出现。哲人对历史洞若观火，因为有了拿破仑一世威武雄壮的正剧，于是引出了拿破仑三世啼笑皆非的闹剧；因为有了气吞千古的罗马帝国，于是引来不伦不类的“神圣罗马帝国”。 但美国的崛起似乎打破了上述的历史规则，因为它正偏偏以“第三罗马帝国”的姿态出现在世界历史上。 美国是否属于那个在世界历史过程中..毕业，经过了古罗马帝国（正）、神圣罗马帝国（反）后而成为被叫做“美国”的事物？笔者曾就此询问过来访的一位美国学者，对方回答说：“是的，美国人对这点充满信心。” 这位学者的回答无疑会让人想起斯宾格勒的狂言：德国民族是西方历史上最后一个民族，在文明发展内在形式的三个阶段中，命中注定要去完成最后一个伟大的阶段。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惨败，德国人已失去了这种感觉，而进入21世纪后，美国人却开始有了这种感觉，并且越来越强烈。 罗马帝国、马其顿帝国与唐帝国 在西方学者巴洛看来，“整部罗马文明史无非是罗马精神的发展史，自我实现史……” 巴洛认为古罗马帝国的强盛经历了这样一个心路历程：在其整个历史过程中，罗马人敏锐地认识到，在人类之外存在着单独或集体的“力量”，对此人类决不可忽略。如果人类拒绝这种“力量”，则将招致灾祸；如果勉强服从，则也将成为其牺牲品；如果乐于服从，人类则会发现自己可以成为这种“力量”的合作者———通过合作，人类可以了解这种“力量”的趋势甚至目的。心甘情愿的合作会带来一种献身观念；当目的变得越加清晰，献身者将感到自己就是推进这些目的的代言人或工具；换句话说，这群人将意识到一种“天命”。 这，就是罗马从台伯河之畔的“七丘之盟”发展到奥古斯都屋大维时代的精神之旅。 岂止是罗马人，古代强盛的文明大都经历了同样的精神历程，强大的国家和文明都具有敬畏自身以外的“力量”并服从这种“力量”的特征。这种力量也许来自宗教、世俗信仰、理想或理念等，但发现它的国家及国民对之敬畏、服从，奉之如“绝对命令”，并以使命感的形式出现于历史上。 在古希腊，“人类之外的力量”以“理想国”的理念呈现于世，其现实中的执行者是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他一生深受两本书的影响，一本是《古希腊神话》，另一本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前者使他产生征服世界的野心，后者使他产生建立“实现正义公道而至于至善”的世界理想国的强烈冲动。为此他开始了军事远征，从他对被征服者的宽阔胸襟以及一系列四海一家的政策表明，那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军事远征是理想主义谱写的历史绝唱。 从已发现的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出，由于家族和老师的因素，亚历山大很早就感觉到“人类之外的力量”，并一直对之保持敬畏和服从，最终视将之推诸四海为自己的使命。所以，不是亚历山大把希腊文明的力量表现到极致，而是附身于亚历山大的希腊文明精神激发出了希腊文明的伟大力量。 东方也有一位具备“四海一家”胸襟的君王，他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历来史家多以政治权谋解释他的贞观之治，忽视了李世民精神境界与其丰功伟绩的关系。贵族出身和突厥血统以及少年不凡的经历，使他较早地感悟了“王道”和自己的使命，对这一“力量”的敬畏和服从使他对人类的认识超越了历代君王，“华夷一家，爱之如一”！以天下父母自居的使命使他胸襟开阔，气度非凡。 东突厥颉利可汗屡屡威胁中原，曾率军直抵渭水北岸，数年后战败被俘后，太宗好生养之。在李世民的眼里，颉利可汗是一需管教的顽皮孩童。太宗敬畏“王道”，崇尚尧舜文王周公之道，把唐初带入文明盛世。 伟大文明和国家的兴起关键，在于其精神领域是否出现了被人们自觉服从的“神圣力量”，是否出现这种“力量”的代言人和执行者，是否出现了符合正义的使命意识。这些都是文明和国家兴起的精神要素。 人类集体之外的“力量”曾以“敬德保民”的王道理想出现于早期黄河文明，并接通上天、借助神灵，约束着古代中国的君主们。 美国的精神之旅 在短短两百多年的时间里，从13个殖民地发展到今天规模的美国，也正是在重复着历史大海中潮涨潮落的现象，就像“七丘之盟”发展到罗马帝国、“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取天下。 不过美国人敬畏和服从的“力量”与众不同，既不是“理想国”，也不是“王道”，而是“自由”、“人权”、“民主”等一整套理念组合。 更不能忽略的是，他们相信上帝，打开了世俗理念与宗教境界的通道，为世俗理想找到了宗教归属。这样，世俗与宗教形成浑然一体的“力量”，美国人敬之、畏之、服从之、心向往之、神驰往之。 战争是国家、民族乃至文明的试金石。从美利坚的精神发展来看，独立战争是为自由而战，内战是为人权而战，这两场“安身立命”的立国之战已经为美国的精神追求、使命意识和献身目的奠定了基础并暗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