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行为不是反抗方案.PDFVIP

反行為不是反抗 文 ：高王凌 我的《中國農民反行為研究（1950 –1980）》終於出版了（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 ）。 “反行為” 的概念是我在20 年前提出的，它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中國道家老子喜歡講“一正一反”，認為一切事物之內都存在著對立物和對應行為，“反行為”從下 層出發，帶有一定的傾向性。但它不一定是站在哪一邊，它也很少“道德預設”，從而留下了較大的解釋 空間。讀過《老子》就會知道，所謂“下”、“反”一類詞彙，皆無貶義；它表示的是，任何一方若有過 甚之舉，便可能引起相應的反彈，一項政策設想即便是“好”的，也可能引起下層的對應行為。 如果說世間事物都處於一種“對立關係”當中，那麼從中國古代老子的“一正一反”，到現代一般人 所說“反抗”之間，是有層次，一步步拓展下來的，“反行為”既非前者 ，亦非後者，它可能就是其間一 個層次的表現。 “反行為”是一種“反抗”麼？或是本意“反抗”，卻不得不採取的另類方式？我覺得還是應把二者 區分開來。因為我們不能以“思想”而非“行為”給人“定性”、“定罪”，而且還因為，“反行為”這 一層意思是太長久地為人們所忽視了。 簡而言之，“反行為”是處於某種壓力之下的“弱勢”一方，以表面“順從”的姿態，從下面悄悄獲 取一種“反制”的位勢，以求彌補損失、維護自己利益的一種個人或群體的行為；它若隱若現，可以說是 中國人的“拿手好戲”。 “反行為”常常被同仁理解為“反抗”，恰逢其時，國外的有關理論，如斯科特（J. Scott ）的“弱者的 武器”、梯利（C. Tilly ）的“抗爭政治”等，也逐漸被介紹到中國。誤解，或混同，更加不可避免。 到2004 年我公開表示（北京大學、維也納大學），“反行為”不是“反抗”，2010 年更特別強調了這 點（法國高等研究院），並把它稱之為“不反之反”。現在看來，這可能是理解“反行為”的一個契入點。 易言之，“反行為”理論探討的第一步，是把它跟“反抗”區別開來。 為什麼會出現二者的混同和誤解，或把一切都歸結為“反抗”呢？我想，這可能是受了根深蒂固的 “階級鬥爭”或其他“鬥爭理論”的意識形態影響；同時，因為西方思想是二元的，所以都表現為這種對 抗式（或排他）的理解。 “反抗”與“反行為”即使在表現形式上有一些相似之處，如“弱者的武器”中的一些方式，特別是 在蘇聯集體農莊農民的怠工、偷盜等。但據我了解，它們仍是在激烈對抗的大框架下的反應，仍然是反抗， 而不是“反行為”。 “反行為”是一種微妙的人類行為，可能也不是在所有地區或所有民族都存在的。 相對而言，中國農民所取得的成功並不是通過“反抗”（例如蘇聯集體化時的農民的武裝反抗，烏克 蘭大饑荒時“拉隊伍”的打算等），而是通過他們的“反行為”取得的。換一句話說，中國人首先可能並 不是“反”，而是“從”。是先“順從”、“答應”了，之後再在其“順利執行”當中，再想辦法慢慢往 回“找補”的。 “反行為”不是“反抗”，歷史上大多數社會恐怕也並非由那種劇烈的鬥爭所所構成；而在統治較為 嚴厲的地方和時期，“上面”不允許“下面”反抗什麼，發現了也非鎮壓不可。因此，“反行為”可能正 是這些社會表達不同意見所慣常採用的一種行為，也遠比“反抗”使用得更為經常和普遍。 “反行為”是“下方”面對“上方”在政治上、法律上的“強勢”和“盡得先機”的情勢下，由“弱 勢者”後發的“反制”行為。它不是“反”（反叛、反抗），而首先是“接受”，如面對“集體化大風 暴”，中國農民不得不先“跟上走”（與蘇聯很不一樣），而不（也不能）作硬性抵抗。但在“服從”之 後，農民就有很多辦法往回“找補”，如集體化後，農民“壓產”，不多產糧、交糧，多年以來維持“貢 賦”在一水平線上。就此而言，“反行為”的成果大小雖“因事而異”，但它總是可期待的，有時還是很 可觀的。 不錯，在農民的思想行為中，“反”是可能有的，它們都是集體經濟的“對立物”，但未必是“反 抗”。人類社會和人類行為十分複雜，有時還十分微妙，在無處不在的“對立”狀況之中，若想表達自己 的意見，保護自己的利益，可能會出現各種“對應行為”，而不一定是“反抗”。 “反行為”出於各種各樣的心理（所謂“紀律廢弛”或“搭便車”，都可能造成“反行為”），即使 是想“反叛”（假定有一部分人會這樣想），“反抗”也不是它的主要表現形式。當然，在政府眼裡，則 可能把它（例如“逃港”一類行為）認做“對抗”，而加以嚴厲打擊。這裡顯然存在不同的視角，不能強 作解人，也不應隨意將自己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