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楷：财产性利益是诈骗罪的对象.doc

张明楷：财产性利益是诈骗罪的对象 转贴自：《法律科学》2005-3　　原作者：张明楷根据我国刑法的文字表述，诈骗罪的对象为“财物”；但许多国家的刑法明文规定财产性利益是诈骗罪的对象。所谓财产性利益，大体是指狭义（普通）财物以外的财产上的利益，包括积极财产的增加与消极财产的减少。例如，使他人负担某种债务（使自己或第三者取得某种债权），使他人免除自己的债务（不限于民法意义上的债务），使债务得以延期履行，如此等等。本文探讨的是，我国刑法中的财物是否包含财产性利益？本文的观点是，作为诈骗罪对象的财物包括财产性利益。 　　关于诈骗罪对象的立法，外国刑法存在以下几种体例： 　　一是将财物与财产性利益分别规定。如《日本刑法典》第246条规定的诈骗罪对象仅限于“财物”，但该条第2项规定：“以前项方法，取得财产上的不法利益，或者使他人取得的，与前项同。”因此，一方面，“财物”不包含财产性利益；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二项犯罪”的规定，则侵犯财产性利益的行为不成立犯罪。例如，《日本刑法典》第235条规定的盗窃罪对象仅限于“财物”，故盗窃财产性利益的行为不具有可罚性。英国1968年的《盗窃罪法》也将诈骗财物与诈骗财产性利益分别规定（其第15条规定的是诈骗财物，第16条规定的是诈骗财产性利益）。 　　二是将财物与财产性利益规定在同一款中。如《韩国刑法典》第347条第1款，规定诈骗罪的对象为“财物”或者“财产上之利益”（其第329条所规定的盗窃罪对象仅限于“财物”）。《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159条第1款规定的诈骗罪对象包括“他人财产”与“他人财产权利”（其第158条所规定的盗窃罪对象仅限于“财产’）。 　　三是以“财产”、“不正当利益”等概念包含财物和财产性利益。例如，《德国刑法典》第242条与第249条规定的盗窃罪与抢劫罪的对象限于“动产”（或“可移动的物品”），而第263条所规定的诈骗罪对象是“财产”，其中的“财产”便包含了动产、不动产等财物以及财产性利益。再如，《意大利刑法典》第624条与第628条规定的盗窃罪与抢劫罪的对象仅限于“他人的动产”，但第640条规定的诈骗罪对象则为“不正当利益”，后者显然包括财物与财产性利益。 　　上述三种体例形式有异，但实质相同：其一，财物与财产性利益（或财产上的利益、不正当利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刑法明文规定的对象为财物或动产，侵犯财产性利益的行为就不构成犯罪。根据上述所列规定，在日本、韩国、德国、意大利等国，盗窃财产性利益不成立盗窃罪（也不成立其他犯罪）；至于抢劫财产性利益的行为是否成立犯罪，则取决于刑法分则有无明文规定。其二，诈骗罪对象宽于盗窃罪对象，即盗窃罪对象仅限于财物，而诈骗罪对象包含财物与财产性利益。单从财物的角度来说，如果说盗窃罪对象仅限于动产，诈骗罪对象则还包含不动产。在本文看来，在上述立法例中，诈骗罪对象之所以宽于盗窃罪对象，主要原因在于：盗窃罪是违反被害人意志而转移占有，但一般而言（特别是在没有计算机的时代），未经被害人同意，几乎不可能转移不动产与财产性利益，即使在某些情形下转移了不动产或财产性利益，也难以产生实际效果，况且很容易通过民事手段恢复原状；但诈骗罪则不同，由于转移不动产或财产性利益的行为，得到了受骗者或被害人的同意（尽管存在瑕疵），行为人不仅能够取得不动产或财产性利益，而且难以通过民事手段补救。由此可见，诈骗罪对象宽于盗窃罪对象的立法例具有合理性。 　　我国《刑法》分则第五章的标题为“侵犯财产罪”，但第266条以及该章的其他条文都仅使用了“财物”一词。于是，需要回答以下问题：作为诈骗罪对象的“财物”是否包含财产性利益？如果作出否认回答，是否符合法益保护的目的与客观现实？倘若得出肯定结论，是否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依笔者之见，主张诈骗罪对象包含财产性利益具有合目的性与具体的妥当性。 　　首先，《刑法》分则第五章规定的是侵犯财产罪，反过来说，《刑法》分则第五章的目的在于保护财产 　　（当然需要具体化）。《刑法》分则中的章节标题，对理解章节之下的法条的保护法益，具有不可低估的指导意义。例如，《刑法》分则第四章是为了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与民主权利，故该章具体法条的保护法益，必须在各种人身权利与民主权利中予以确定。因此，得到被害人有效承诺的诬告陷害行为，虽然侵犯了司法活动，但由于没有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与民主权利，不得认定为诬告陷害罪。《刑法》分则第五章的标题，指明了其保护的法益为财产。“财产一词在各国立法和法学著作中，往往具有多重的含义。第一，财产是指有货币价值的权利客体，在这个意义上，财产和有体物是相通的。第二，财产是指人们对物事有的所有权，在这个意义上，财产与没有权利归属的物是相对的，一个没有形成权利的而仅仅是被事实上占有的物，并不是财产，财产就是指所有权，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