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翻译的思考和认识----读王佐良先生的《翻译：思考与试笔》.docVIP

对翻译的思考和认识 ----读王佐良先生的《翻译：思考与试笔》 王佐良，英国文学研究专家；浙江上虞人，1916年2月12日生。1929年至1934年在武昌文华中学读书，后进清华大学。抗战后考取公费留英，于1947年秋赴牛津大学研究英国文学。于1949年9月建国前夕回国，应聘到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授。北京外国语学院顾问兼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协理事，《外国文学》主编。主要著作有：《英国十七世纪剧作家约翰·韦勃斯透的文学声誉》，《英国文学论文集》，《英国文体学论文集》，《中外文学之间》，《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照澜集》 对翻译理论的新想法，在严复的“信、达、雅”和余冠英先生的“以诗译诗、以歌谣译歌谣，风格一致；不硬译；上口、顺耳；词汇、句法依口语”的基础上，王佐良提出的翻译标准是可靠可读可靠就是忠实可读就是流利这一提法比较中肯客观王说翻译时要一. 辨证地看----尽可能地顺译必要时直译任何好的译文总是顺译与直译的结合二. 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 王先生不但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翻译的培根论说文集已成经典迄今为之没有更好的译文可以与之媲美随意一个句子王先生都可以翻译得既准确贴切又符合汉语习惯并且在没有改变原作意思文体和口气的情况下用最优美的汉语表达出来王翻译的温泉胜地里有一个句子These things are notorious．王把其翻译为这等丑事，尽人皆知，既是朗朗上口的汉语，又充分表达出来了notorious的含义让人钦佩 在“词义、文体、翻译”一文中，关于翻译的风格，王佐良先生说：“适合就是一切。文体学的灵魂在于研究什么样的语言适合什么样的社会场合。译者的任务在于再现原作的面貌和精神；原作是细致说理的，译文也细致说理；原作是高举理想之翼的，译文也高举理想之翼。一篇文章的风格只是作者为表达特定内容而运用语言的个人方式，它与内容是血肉一体，而不是外加的、美化的成分。因此从译文来说，严复的‘信、达、雅’里的‘雅’是没有道理的——原作如不雅，又何谈雅之可言？” 关于对等词，王佐良先生说：“某些词在一个语言里有强烈的感情力量，而其等同词在另一语言里却平淡无奇。反过来，也有某一词在原文里近乎套语，而照字面直译到另一语言却显得生动、新鲜，‘雨后春笋’便是一例。人们喜欢谈翻译中‘对等词’的重要，殊不知真正的对等词应该包括感情力量，背景烘托，新鲜还是陈腐，时髦还是古旧，声调是和谐还是故意不谐律，引起的联想是雅还是俗等等方面的对等，而且在文学作品特别是诗的翻译中，还有比词对词、句对句的对等更重要的通篇的‘神似’问题。这一切使得翻译更为不易，但也正是这一点不易使翻译跳出‘技巧’的范畴而变为一种艺术，使它能那样强烈地吸引着无数世代的有志之士——他们明知其大不易而甘愿为之，而且精益求精，乐此不疲；他们是再创造的能人，他们在两种文化之间搭着桥梁，他们的努力使翻译工作变成一种英雄的事业。” 同时他还指出“语言的运用常有程度不同的个人变异，而变异地目的在于造成突出，引起注意。每种语言都有运用上的常规，即有若干共同遵守的最基本的惯例，但在运用时则个人的表现不一样，有些人未老造成强调或其他效果，总要来点或大或小的变异，而以文学作家——特别是诗人——所作的变异为最多最大胆。对弈者来说，他有双重任务：一是要有慧眼能在原作里发现变异之处，而这就需要他对那个语言的常规很熟悉；二是要有本领能在自己的译文里再现这变异所造成的效果，而这就需要他对自己语言的各种表达方式有充分的掌握。” 对于直译意译王佐良先生说“要根据原作语言的不同情况，来决定其中该直译的就直译，该意译的就意译。一个出色的译者总是能全局在胸而又紧叩局部，即忠实于原作的灵魂，又便利于读者的理解与接受的。一部好的译作总是既有直译又有意译的；凡能直译处坚持直译，必须意译处则放手意译。” 在“翻译中的文化比较”一文中，王佐良先生说“他在寻找与原文相当的‘对等词’的过程中，就要作一番比较，因为真正的对等应该是在各自文化里的含义、作用、范围、情感色彩、影响等等都相当。这当中，陷阱是不少的。……他处理的是个别的词，他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 他又说：“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文化人。人们全说：他必须掌握两种语言；确实如此，但是不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谁也无法真正掌握语言。不是说一个大概的了解，而是要了解使用这一语言的人民的过去与现在，这就包括了历史，动态，风俗习惯，经济基础，感情生活，哲学思想，科技成就，政治和社会组织，等等；而且了解得越细致、越深入越好。” 在“答客问：关于文学翻译”一文中，王佐良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