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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人私人收益及其对风险投资时机影响摘要：文章基于风险投资过程中投资人（委托人）与创业投资家（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建立期权博弈模型，从投资人的角度对代理人的私人收益进行分类研究，最终为风险投资的进入设计出最优契约。在存在委托代理问题的情况下，使委托人可以通过该契约约束代理人的期权执行时刻，避免其提前或推迟投资，错过最佳进入时机，并付给代理人报酬作为激励 关键词：风险投资；引导基金；私人收益；投资时机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1)05-0067-04 一、引言 中国从1985年开始探索运用财政资金扶持创业投资发展。过去主要通过财政出资设立国有创业投资公司，直接从事创业投资。2005年后，开始尝试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即通过扶持商业性创业投资企业的设立与发展，引导社会资金进入创业投资领域。引导基金的出现避免了政府过分干预市场运作的缺陷，又可以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吸引更多的创业资本投向处于种子期及初创期的科技创新企业，标志着政府促进创业投资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中国创业投资事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然而，在规避风险的同时，引导基金中多方利益主体的引入也必然带来更为复杂的委托代理问题，即：（1）创业投资过程中的委托代理关系和控制权问题更为复杂，从一个单向的双层委托代理关系转变为一个复合的委托代理链。（2）商业性创业投资追求收益最大化，目标单一；而引导基金中各参与人的目标存在差异甚至冲突：公共资本追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即希望引导创业资本投向符合本地产业规划发展的领域、投向创业企业发展的种子期、起步期等早期阶段；而私人资本和创业投资机构追求收益最大化，他们更愿意投资处于成长和成熟期的风险相对较小的企业和更有赢利前景的行业 因此，为了促进中国引导基金的发展，就需要针对这些问题，探讨参与各方在创业投资各阶段的利益博弈及相应的激励机制，为改进中国创业引导基金的运作效率提供理论支持 二、问题提出 在创业投资活动中，创业投资家以其特殊的专业技能，对确保创投活动的成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因此，如何对创业投资家进行激励，以解决他们与投资者之间所存在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一直是理论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Maeland ［2］在投资项目中项目价值为共同知识而投资额为非对称信息的假设下，研究了投资时机和最优激励合同的确定问题，发现不对称信息使实物期权投资时机推迟；王云平［3］通过对创业投资公司的治理分析认为，创业投资者与创业投资家之所以形成委托代理关系，是因为创业投资公司具有专门的人才和信息甄别系统，可以节约选择和搜寻成本；田增瑞［4］提出在投资者和创业投资家之间，创业投资家应承担无限责任，并应建立信誉机制；葛峙中［5］认为，创业投资者对创业投资家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可通过制度安排、报酬激励、合同和声誉来实现；Grenadier和Wang ［6］考虑了在代理人隐藏行动和拥有关于项目价值的私人信息共存时的实物期权投资决策问题，得到了最优合同，并分析了逆向选择和隐藏行动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对投资时机的影响；周嘉南、黄登仕［7］利用单期二叉树模型研究了信息不对称条件下蕴含扩张期权的项目投资决策与经理激励问题，发现信息不对称引起投资不足 上述文献在一般框架之下考虑了最优合同的设计，但并未针对创业投资家的私人收益进行分析。创业投资中，创业投资家作为“理性经济人”，必然会考虑自身的私人收益。因为，创业投资者（以下简称“委托人”）和创业投资家（以下简称“代理人”）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代理人对项目的投资成本有清楚的了解，而委托人则缺乏相关的信息。代理人凭借掌握信息的优势，迫使委托人不得不在正常投资支出之外支付额外的信息租金，来避免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逆向选择问题。因此，私人收益是代理人行为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和考量 所谓代理人的私人收益是指代理人在其委托代理的企业中，由于其委托代理的地位掌握了控制权而获得的各种收益，包括各类工资福利待遇以及声誉、名望、安全感等。为进一步展开分析，笔者根据私人收益是从企业之内还是企业之外获得，将其分为两类： （1）内部私人收益：即代理人从风险投资企业之内获得，包括代理人经营企业所获得的工资福利等待遇及其利用风险投资成本的信息不对称优势获得的额外收益 （2）外部私人收益：即代理人非从风险投资企业本身获得，而是由于风险投资项目成功后而获得的地位、级别、荣誉、心理满足感、安全感等 已有研究通常假定创业投资家以追求投资项目的收益最大化为目标，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私人目标，因此对创业投资家的激励主要限定在如何刺激其努力投入和防范合谋上。而传统的NPV决策认为，只要项目预期净现值为正，则项目投资就应该进行，投资时机并不是一个被考虑的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