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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刘歆《诸子略》两个基本问题摘要：围绕《七略“诸子出于王官说”的关系问题。《诸子略》的分类是兼顾学术分类和目录学的需要，虽然略有混淆，但总体看来仍是自成一体。《诸子略》也没有明确提出“诸子出于王官说”，刘歆的古文经立场是解读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诸子略；分类法；王官说 中图分类号：K23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87(2011)04－0073－04 《汉书目录学篇目，其在中国目录学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班固编撰《艺文志》的时候，并非全为自创，而是有所依据，其主体部分是西汉刘歆的《七略》。史载西汉成帝时，汉廷又对天下书籍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整理，并“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校一书，就由刘向“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形成了《别录》。刘向死后，由其子刘歆续其业，“总群书而奏其七略”，包括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即所谓《七略》。这两本书现在均已散佚，但《七略》经班固略加损益编订为《汉书 在刘歆《七略》中，学人关注较多的是《诸子略》，特别是其中“九流十家”的划分，历来争议不断，而且毁誉参半。古今学人关注的焦点不外两处，一是“九流十家”划分的标准问题；二是《诸子略》与“诸子出于王官说”的关系 一、《诸子略》的分类标准问题 刘歆《诸子略》是在图书整理的过程中形成的，首先是一种目录学和图书分类的需要。这一点就整个《七略》的成书来讲，也是很明显的。如前所述，成帝时大规模整理书籍，由于参与者的知识所长和书籍内容的差别，整理者一开始就有不同的分工，即由擅长经史、文学的大夫刘向校对经传、诸子、诗赋；通晓兵学的武官任宏校对兵书；通晓天文历算的太史令尹咸校对数术类书籍；具有医学知识的侍医李柱国校对方技类书籍。刘向在各人工作的基础上加以总结，形成《别录》，从而为刘歆《七略》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七略》中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六类书籍的分野，在刘向等人的分工中已经得到了初步体现，《七略》是其进一步系统化和凝练化的成果。因此，《七略》的出现首先是图书分类的需要，即目录学的需要 具体到《诸子略》，这种情况应该也同样适用。《艺文志》中记载的《诸子略》部分的书籍繁多，“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嘲，这个数字虽不能直接等同于《七略》中诸子书籍的数量，但两者相差不会太大，无碍于我们评估其总体数量。这么庞大数量的书籍，仅凭刘向或刘歆一人之力是很难完成校对的，应还有不少辅助的人，因此《诸子略》图书的校对是集体劳动的结果。既然是集体劳动，分工则是必须的，而分工的标准同样应是各人的学识所长和图书内容的性质。据笔者分析，在校对《诸子略》类书籍的时候，应是对每一种书籍先大体浏览，做一简单归类，然后再依照类别由相应的人进行细致的校对。这一简单分类的过程，应该就是《诸子略》“九流十家”分类法的基础 如果细观《诸子略》的分类，这一点就更加明显。据《艺文志》，“九家十流”分别是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十家之中，前六家承袭自西汉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后四家则是《诸子略》新增。司马谈主要是从学术的角度探讨前六家的学术优劣，因此其《论六家要旨》也主要被视为学术史著作。刘歆编订《诸子略》时，无疑受到司马谈的影响，将其对六家的分类直接引入《诸子略》。但这种引入也带来了一些混乱和矛盾，因为司马谈主要是从学术层面展开的学派分类，对各种较为实用的学问存而不论。而刘歆的《诸子略》首先是一种目录学上的需要，同司马谈的分类方法不完全一致，因此不得不扩充类别以满足图书分类的需要，后四家也就应运而生 关于前六家和后四家分类方法的不协调，不少学者都有关注。以近代学者梁启超为例，他认为《七略》承袭自司马谈的六家较为恰当，“司马谈所分六家，颇能代表战国末年思想界之数大潮流，应认为有相当之价值，刘略(即七略，作者按)踵之以置诸九流之前六，盖亦觉其无以易矣。”但继而指出刘歆所新增的纵横、杂、农、小说四家作为独立的学术流派，颇不可解。梁启超指出：“纵横家次于六家后者，盖以苏张一派，传书不少，既于六家一无所合，故不得不广六以为七。然九流皆以明道术为主，换言之，则思想界之渊从也，苏张一派，能在思想界占一位置与前六家并乎，决不然矣。杂家次在八，凡书之不能隶前七家者入焉，为编录方便起见，殆非得已，然既谓之杂，则已不复能成家……农为一种职业的学术，其性质与医、兵略同……姑列为一流以附于诸子，有恐其与专明理论之书相混，特次于杂家以示别也。小说之所以异于九家者不在其涵义之内容，而在其所用文体之形式”。因此，梁启超对新增四家的学派独立性持怀疑的态度，甚至认为“分诸子为九家十家，不过一种目录学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