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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高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率[摘要]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0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作证的义务。证人如实作证，不仅是司法机关迅速准确弄清案件，公正裁决的需要，而且也是人民群众进行法制宣传教育，依法保护自己和他人合法权益的需要，因此，证人作证在我国的民事诉讼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证人拒绝作证已经成为影响我国民事审判工作的一大问题 [关键词]民事诉讼；证人；出庭率 一、证人作证的现状 目前我国证人作证的现状令人担忧，据有关报道：上海市黄浦区法院近年来审理的刑事案件中，证人出庭率仅有5％，而在民事诉讼法中，证人的出庭率也仅有10％，有35％的证人拒绝作证，其余证人仅愿提供书面证言 而与此同时，我国的《民事诉讼法》第70条却明确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法律条文明确规定了除去“在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外，其他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可见，我国法律显然是排斥证人拒绝作证的。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差异之巨大告诉我们：我国现行的证人作证制度存在着较大的缺陷，无论是民诉法还是刑诉法，都只是简单地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照此逻辑，在我国，证人之所以出庭仅仅是因为他(她)知道案情，并有作证的义务，即我国法律只是规定了证人的资格义务问题，关于证人的权利及其保护问题几乎投有涉及，仅可从《刑诉法》第49条，《刑法》第307条，第308条得到一丝的慰藉。事实已经很清楚：①我国法律关于让证人作证的规定过于笼统，内容极不完善，操作性不强；②规定仅是片面地强调义务，缺乏权利保障；③保障措施重事后救济轻事中的保护手段；④没有证人拒证制度的规定，落后于世界潮流 二、证人拒绝作证的原因分析 从笔者掌握的有关资料来分析，在民事诉讼法中，证人拒绝作证大体可以分作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一部分的证人缺乏社会责任感，认为事不关己，觉得出庭作证费时费力。对于这类证人，笔者认为主要对其进行法制教育，增强其公民意识和法律意识 第二类是一部分证人崇尚明哲保身，怕因作证而惹祸上身，受到案件的牵连，甚至遭到打击报复，大部分证人拒绝作证都缘于此，因此尤其值得法学界的高度重视。如何让每一个证人都可以自由地、无所顾忌地作证，是今后我们立法、司法工作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第三类是证人出于包庇袒护一方当事人之意，故意隐瞒真情，不愿作证。这类证人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关于亲情，即因身份关系而不愿作证的；另一种是因被收买而不愿作证的 第四类比较特殊，这类证人非当事人亲属，也非被金钱所收买，而是基于其与当事人之间的职业雇佣关系而了解掌握案情的，如律师、会计师等，基于这种特殊的关系，他们认为不便作证 后两种拒证情况有不少人将其统称为“知情不报，隐瞒案情”，认为在法律上应相应地采取强制性措施，明确故意拒证的法律责任。其实这就犯了“―棍子打死”的错误。对于因被收买而不愿作证及因特殊关系，如亲情和职业等关系不便作证是有着明显区别的，对于前者，自有严厉的刑法条文予以对付，而如何处理后者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国外的证人拒证制度 三、证人拒证制度的引进 证人拒证制度是指在司法诉讼的过程中，一部分证人因身份或者职业关系有权拒绝提供证据而不负法律责任的一项证据制度。证人拒绝作证制度作为现代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诉讼制度，主要体现在刑事立法中。笔者认为，诉讼法有其独立的价值体系，一些诉讼制度原则，如平等权利原则，辩论原则，辩护原则就共同构建起民事、刑事诉讼的基石，民事诉讼中的证人拒证制度理所当然可以从刑事立法中找到借鉴之处 英国早在1898年的《刑事证据法》中规定：在普通刑事案件中被告的配偶可以作证，但只能当辩护证人，不能强迫其作证。如果被告人不让其配偶出庭作证的，控方也不得加以评论。又如大陆法系代表德国在其刑诉法中除了规定因身份关系可以拒绝作证外，还规定了神职人员、被指控人的辩护人、律师专利代理人、财会师、宣过誓的查帐员、税务顾问、医生、药剂师、助产士等可以因为其职业关系而拥有拒绝作证的权利 其实，在我国历史上也曾广泛地存在过证人拒证制度。在古代，证人拒证的法律规定集中体现在“亲亲相隐”的制度上，这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孔子便提出“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矣”。至汉代，相隐制度已贯彻于司法实践当中。盛唐，亲属相隐制度又进一步完备和发展，相隐的范围远远超出“父子、夫妻、祖孙”之列。《唐名例律规定》：“诸同居，……以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已将相隐扩大至所有同居的亲属之间。到清末民国时期，相隐的法律制度已从义务上升到权利，亲属之间拒绝作证的权利在法律当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纵观古今中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虽受不同传统法律文化和